苏修叛徒集团同沙皇是一路货 [复制链接]

    【本刊讯】法《企业》周刊二十二日以《克里姆林宫：酝酿中的革命》为题发表文章，摘要如下：
    在日常生活的需要面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消失了。这种消失并不是苏联演变的唯一因素。还有另一个也很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东西方的接近。
    这种策略变化有四个重大后果：
    一，它加剧了苏联和中国之间产生的分裂，中国自称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并指责苏联放弃这种理想。
    二，它加速了共产主义阵营内部酝酿的改革运动，某些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以苏联的演变作为论据，来向西方国家的贸易大大开放。
    三，它降低了苏联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因为它使莫斯科列身于富裕国家的行列，从而把空出的位子给了北京。
    四，最后，它加剧了苏联向西方国家开门，同时也就促进了苏联社会的内部演变。正是在这段时期
    ——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缔结了法—苏长期协定，苏联出版了第一批反斯大林的刊物，利别尔曼改革第一次付诸实行。
    这种演变的暂时的结果，是苏联不再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了。它同沙皇时代重新衔接起来。它同沙皇一样，也设法保护它的庞大帝国：在东面，反对中国，开发东西伯利亚，并同日本缔结合作协定；在西面，同美国谈判维持事实上的现状，表现在缔结防止核扩散条约和就反导弹举行谈判；最后在南面，在地中海周围和地中海中牢固地立脚；在中部，向它那些企图扩大同西方合作的卫星国提出许多往往很猛烈的警告，那怕是损害社会主义的团结也罢。
    促使苏联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五九年间走上大国道路的意识形态动力，正在破裂。另一种动力出现了，它还没有被苏联领导人明确承认，但它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指引着苏联的发展：这就是经济动力。
    跟北半球的每个工业国一样，苏联也受现代世界的三大爆炸性事实的影响：城市的爆炸性状态，贸易的爆炸性状态和科学的爆炸性状态。
    一，城市的爆炸性状态，苏联比西方国家发生得晚些，但产生的影响却更大。
    今天苏联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有两万人以上人口的城市里，五分之一的人口住在有十万人以上人口的城市里。
    城市人口爆炸性的增加对苏联制度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它不可避免地要使苏联去利用西方所使用的那种城市化技术。这是同西方接近的有力因素。
    二，科学的爆炸性状态是决定苏联向外界开放的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
    苏联科学：本来以军事研究优先于一切。后来，空间探险已接替了战争努力。
    几周以前，由于阿波罗八号的绕月球飞行而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美苏两大国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连续不断的联系，使苏联科学家可以直接追踪美国的试验。在两个完全对立的政治制度间建立的这个桥梁，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事变。这也是军人感到不安的又一原因。
    三，贸易的爆炸性状态是苏联向外界开门的最有力的因素。同时，这也“引人来捣鬼”。
    什么时候发生革命？一九六九年将是共产党世界会议年。一九七○年将是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一年。对这些大事都要进行热烈的庆祝。从现在起到那时，或那时以后，预料不到的事件可能将加速运动。最后，某种“自由化”是无情的：舆论将不再能接受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纪律。但是，从现在到那时的这段期间，政权很有可能通过粗暴的强硬态度来挽救自己。不管怎样，苏联是世界首要大国之一：因此，它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家”，谁也不能对它不注意：除了苏联正在经历着日益增大的危机而外，这倒不是因为苏联会加速它同西方的接近，而是因为它会变得不那么“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