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代评论”载文：“铁托的国家访问记” [复制链接]

    【本刊讯】英国“当代评论”一月号登载了约瑟夫斯鲁契克写的一篇题为“铁托的国家访问记”的文章。文章说：
    由于我出生的故土是捷克斯洛伐克，我带着一种事先就喜欢南斯拉夫的每一样东西的心情到铁托的国家去，因为我属于把南斯拉夫人民看作是“我们斯拉夫民族的兄弟”的一代。我带着奇怪的印象：对普通人民的钦佩、对百分之百的官方机构（生活中没有一个方面不是直接或者间接地由国家——具体地说是由共产党——管理的）的深刻的厌恶和不能了解南斯拉夫为什么还留着那么多巴尔干传统这样复杂的感情离开了这个国家。
    当我一处处访问时，我试想客观一些。但是当我一离开这个国家时，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南斯拉夫的空气对任何想做一个人，而不是党的机器人的人来说，呼吸是有些困难的。然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还是获得了某些惊人的成就。人们对这些成就（新房子、若干所实验学校、飞机上周到的服务）的第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过一个时候，人们就逐渐发现了作为那种进步的代价——掩盖着的吃力和半压制着的恐惧。南斯拉夫人有时也高声谈论，但是只有在谈论非政治问题时才这样。当人们提到铁托或者共产主义时，他们的声音就低到耳语那样，他们的眼睛开始往四周看，看是否有任何人在听。
    所以，人们可以模模糊糊地感到普遍存在着一种灰色的忧伤的气氛，这种气氛由于普遍存在着争取仅够糊口的生活的令人厌倦的斗争的环境而变得更加浓厚。乞丐（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应当有的，但是的确存在）和农民服装上明显地打着补钉。商店橱窗里的货物永远是劣等的；一家珠宝铺可能只摆着一件商品——橱窗里一只古老的美国闹钟。如果从第纳尔和美元的比率来考虑，所有物价都是高昂的——除去歌剧票和斯利伏维卡白兰地酒以外。人们只能够看到公家的小汽车，因为即使是一辆旧车大约也要卖一万五千美元，一架修过的打字机索价一千美元。
    即使是这样，人们可以听到笑声，特别是在市场上的农民中间。要和南斯拉夫的一个官僚打交道真正是锻炼恐惧、失望和灰心的一课。没有一个人敢不请示他的上级而自己作出决定，由于最高的上级在贝尔格莱德，因此要等一个答复是没有希望的。南斯拉夫人自己用一句俗语来刻划这个问题：“我们能向谁抱怨呢？只有向上帝！”由于朝令夕改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这种改变显然是从贝尔格莱德的卡德尔的写字台上作出的。
    为什么这一切要归咎于卡德尔呢？因为整个国家就是那样来管理的。这位共产党理论家一直想向全世界证明南斯拉夫的领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继承者。起初，他的政策把农民赶入城市，而这些城市中没有一个有过足够的住处给每一个人。今天，政策是要把他们赶回到农村去，但是农民们一经尝到了城市生活的滋味，就拒绝再走了，而他们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到城里来了。人们告诉我说，就是农民顽固的抵抗才使得社会主义天堂的诺言不能实现。在战前，南斯拉夫曾经生产了足够的粮食来供给它自己和它的一些邻国。今天，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群众就要饿肚皮。因为农民们被永远在改变的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弄得团团转，他们往往只生产刚刚够维持他们自己和他们家属的粮食。卡德尔是坐在共产主义制度上面的共产党集团的空想和理想派的典型。概括地说，“新制度”的社会结构包括划分得很清楚的几个阶层：统治集团、城市群众、农民和可能还有乞丐和不幸的人。对乞丐和不幸的人来说，连健康保险也是不够的。
    铁托是公认的主人。我们所碰见的每一个南斯拉夫人都承认，尽管他好虚荣，但是他不仅是个领袖，他不仅创造了现在的南斯拉夫，而且他使南斯拉夫团结一致，特别是消灭战前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之间为害极大的冲突。南斯拭夫的知识份子骄傲地着重指出，他斗智斗胜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人们爱戴地把他和已故的弗朗西斯·约瑟夫相比（弗朗西斯·约瑟夫是南斯拉夫敌对的各民族都喜欢的人）。铁托被共产党的执行者们所包围。由于人们一般认为警察部长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和计划工作负责人爱德华·卡德尔是铁托的继承者，他们大概最接近他了。
    宫庭统治层以下是部长们和共产党其它高级执行者们以及陆军和警察的官员们。由于个人买不起汽车，因此，统治集团成员的重要性可以从小汽车的牌子和他们私人的房子或者公寓的华贵程度中看出。城市群众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医生和律师（还可以私人开业的只有那么两个职业）、大量国家工作人员和官僚构成社会结构的上层。后者的重要性可以从他们的公事皮包的大小和种类来衡量的。公事皮包越大越胖、拿着这种公事皮包的人在城市的街道上跑得越快，这些人就越重要。他们的下面是退职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五十岁以下，他们通常都以搞副业来补他们微薄的养老金的不足。艺术家、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属于特别的一类。他们享受特权，并且由于他们的工作而正式地和非正式地受到尊敬。在这个基层中的中层和低层的特点是，有一种新的人，他们有着共产主义的烙印——衣着、谈吐、一般作风和生活方式。农民自成一个阶级，数目多、好心肠、坚忍不拔，仅仅由于反抗一切共产主义的东西的倾向就在慢慢破坏铁托的共产主义。尽管农民们普遍贫穷，特别是在铁托使农庄“集体化”的年代，但是到处可以看见遗留下来的鲜艳的农民服装。这次试验失败了。原因之一是，机器的缺少。这意味着集体农庄的生活对于被引诱加入的人来说并不好些，当同斯大林闹翻以后，政府决定准许农民回到他们农庄的时候，大批大批的人很快地退出了。总的来说，男男女女都宁肯穿不触目的普通服装，好像如果一个人穿得好，他就几乎会被当成反动派看待，年青人认为穿得漂亮是表示资产阶级思想。
    虽然大多数南斯拉夫人都坦率地谈到这个政权的弱点，许多人对于不断的官僚主义压力和要求感到愤慨，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群众已为思想灌输所打动。凡是希望不被指责为不爱国或反南斯拉夫的，必须参加社会主义联盟。它渗入人民的深处，随时随地到你家中去，因为它什么事情都管。一个外人一到这个地方或者可能在那里停留，它就马上报告警察。“学习”会，“自我批评”会和“讨论会”经常是列在日程上的。
    报纸和电台是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的主要手段。外国报刊（特别是“纽约时报”）可以自由流通，并且可以在大城市的咖啡馆里买到，但是群众们读“战斗报”和这家官方报纸的化身。电台补充报纸和学校，乡村文化站也是补充。电台只是用来补充，因为收音机很贵。书店里摆出了一些美国作家（布罗姆菲德、杰克·伦敦）的译本，包括侦探小说的译本。大多数流行音乐是来自美国。最重要的是，教堂仍然开放。在复活节，天主教教堂挤满了人，大多数是老妇人和一些比较年轻的男人，但是没有年青人或十几岁的人。目前的困难可能主要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怕的牺牲和当斯大林企图推翻铁托的时候发生的危急状态所产生的。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行了过多的投资，牺牲了人民日常的需要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