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敌人心脏 [复制链接]

    【俄罗斯《红星报》４月２９日文章】题：在敌人巢穴里的战斗原编者按原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第２６５步兵师侦察大队队长伊万·韦列涅茨的名字完全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二战即将结束时，他一个人在柏林解除了３０００多名希特勒分子的武装。１９８５年转为预备役的韦列涅茨退役上校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担任了２５年的教官，至今仍在那里工作。下面是他的自述。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日，我们第２６５师的部队开始向被包围的敌人发起最后的进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５月２日凌晨２时，我们截获到关于柏林城防司令部要停止战斗行动的电报，我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师长。
    师长对我和参谋长说：“看来，魏德林已经命令被包围的军队投降。他指挥的官兵人数超过１５万，还有大量的武器和装备。敌人也可能从西或西南方向突围。”
    ５月２日上午，司令部下达命令：停止进攻，不准开火，加强观察，原地待命。每支部队都建立俘虏、武器和技术兵器接收站。
    当时已经得知，魏德林将军５月２日早晨６时同司令部人员一起向我方投降。他向柏林警备部队已下达停止抵抗的命令。
    １０时，师长命令我前往敌４５０步兵团，监视那里解除武装的情况。这支部队躲在大楼里，不准任何人靠近。
    我同侦察连长一行六人乘一辆摩托车和一辆装甲车出发了。我们来到相当宽阔的街道上，这里直通４５０步兵团驻扎的地区，但没有看到一面白旗。突然，我们的摩托车遭到附近坦克的机关枪扫射。司机没有等我的命令就把车子猛地右拐，驶向有砖墙挡着的变电室。
    我们看到在前面２００米左右的地方停着向我们开枪的坦克，后面是部队哨卡，一队手持自动步枪的德国兵朝我们慢慢走来。
    我突然看到摩托车斗里放着一面白旗，于是对同伴们说，我们是苏军司令部派来商量投降条件的军使。司机没有多想，拿起白旗举到头上，我们走向德国兵。
    我们三人来到哨卡，请他们带我们去找最高指挥官。１０分钟后，一名少校和一名女翻译带着我们来到他们的团部。在地下室里，我们看到大约２０名德国将军、军官和穿着考究的文职人员。然后，我们三人被单独带到一间房子里等待谈判。
    １３时左右，少校同劳厄将军率领的谈判代表团走了进来。谈判开始了，将军说：“我想解决一个在这所房子里的军官投降的时间问题。这大概涉及到与部队没有直接关系的大约１５一２０名将军和４０一５０名军官。我请求，给我们提供夜间疏散和乘坐汽车的条件，因为部队中有的军官不能在城市步行，坦率地说，我们这些在部队服役一生的军人让别人看着感到羞耻。”
    我对将军说，我同意这个建议，但需要报告司令部。于是，我通过他们的无线电电台向上级简单报告了这里的情况。然后同劳厄将军一起返回我们部队。
    在军部，切列维琴科上将听了我的报告以后说，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解除德国人的武装，并在５月２日２０时以前把他们送往战俘营。为此成立了一个由１０人组成的委员会，我被任命为负责人。一切都商量妥当后，切列维琴科上将命令请劳厄。
    切列维琴科上将对劳厄说：“将军先生，我同您没见过面，但我知道您是一个经验丰富、意志坚强、聪明的将军。”劳厄对苏联军事首长如此平等地对待他感到满意。“你们的军队应当解除武装，并在５月２日２０时以前到达战俘营。与部队、技术兵器和武器没有关系的军官可以在５月２日２３时疏散出来。请组织您所掌握的汽车运送军官。”
    ５月２日２２时，大约３０００名德国兵被解除武装，并被送到柏林东北方向的战俘营。
    根据协议，我们一到德军司令部，我就向劳厄将军要在夜间疏散的军官名单。
    我同将军走进散发着烟味和酒气的房间。房间里大约有２０名军官。
    将军坐到桌子旁，请我坐下。我坐在最边上，观察军官们的举动，发现一个坐在床上的年轻中尉不时地看着我。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精神集中地看了几眼，又把照片装进口袋。他站起来在房间来回踱步，然后来到将军背后掏出手枪，用将军身体作掩护，把枪对准了我。我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站了起来，这时感到头被重击了一下，当时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看见将军抓住中尉持手枪的右手。
    将军愤怒地说：“中尉先生，德国军队有一条纪律──上级作出决定后，下级应当执行。”
    我等着自己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进来，显然，枪声很弱，谁也没听见。我不想走出房间，因为那样会被德国人看作是胆怯。
    中尉再次坐到原来的位子上，拿出照片，看了许久，然后放在口袋里，拿出手枪，向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几分钟后，一名上尉走到将军身旁，请求他原谅，然后回到原来的地方，朝自己的下颚开了一枪，慢慢地倒在地上。另一名少校也如此效仿。
    气氛十分紧张，德国军官很有可能拒绝当俘虏……
    我命令我军侦察连连长加强从外面对大楼的保护，２０个侦察兵现在呆在这一层，命令我的副手同劳厄一起逐个叫军官来，没收他们的武器。
    所有军官都被安排到汽车上，总共有１２辆小轿车和两辆大轿车。２３时整，车队出发了。离我们要去的师部大约有１０公里。我军的摩托车行使在最前面，其后是我和劳厄乘坐的小轿车……
    劳厄让一个十分熟悉柏林的中校在前面带队。走了大约三个小时，我们还没有接近师部。夜色很浓，大街上堆满了大炮、坦克、自行火炮、马车。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看到一个路标──“波茨坦方向”。我感到，我们来到了郊区。我命令少校停车，他回答：“我们走的路是对的，拐个弯，再行使半个小时就到师部了。”我感到军官们在耍什么花招。我腰间挂着两枚手榴弹。我摘下一枚，打开保险盖，命令司机停车。随后，我右手死死握住手榴弹，左手拉着保险环，说道：“将军，我手里握着会随时爆炸的手榴弹。请在见到苏军第一个哨位时让车队停下。”
    几分钟后，我在十字路口发现了哨兵，请他叫队长来。一名大尉很快走过来。我请他派一个警卫排来。１０分钟后，我们的战士把车队围了起来。我同劳厄一起下了车，告诉他我要检查所有车辆……结果发现并没收了１５支手枪、七支自动步枪和１０枚手榴弹。
    后来，在审问中得知，他们打算在离开城市后找个地方袭击我们，然后躲进森林，逃往西方。但劳厄本人并不知道这些秘密。（卢敬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