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转载：《雷震致蒋经国的万言书》（二） [复制链接]

    还有为我公进一言者，我出狱已届满七年多，而年已八十有一，两腿行动不便，一人不敢上街和上医院，出狱去医院不下百次之多，每次都需人陪着。以我这样带病延年的身体，还能造什么反吗？而我住宅正对门楼上就有特务十一人监视着。这个数目是外国记者报道的，我究不知有多少人。对面的二楼，原来住有人，是特务强迫房东租来的，房东恨之切骨，谁人又不怕特务呢？
    特务又在我家正对口和巷子入口处，命电灯管理处，装置三盏大电灯照着我的房子。我是失眠的人，虽每夜服安眠药而看到灯光如昼我就睡不着，虽在室内挂着褐色帘子，略避其光，仍不能减少精神上的痛苦，不是为着我妻，我早想自尽，以了此残生。我公知否特务怎样折磨我！
    我出狱至今，我出门时，不论远近总有一辆特务汽车跟着，除司机特务外，里面大都坐着两个特务，俾我下车时该特务可去察看或询问。特务轿车前后换过十几辆，停放在距离我家不远的空地上，又凡我到过的地方，除了少数民意代表和过去大官外，我出来后特务必查询种种。这不仅给我添上许多麻烦和苦恼，使我简直不敢出门，请公看看，我有“人权”可言吗？试问今日世界上，哪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政府对人民有这样恶劣的作风？
    家中电话有录音，英国《太晤士报》驻远东记者访我，打电话来请到国宾饭店（在重庆南路）吃咖啡，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政策委员会付秘书长、监察委员郑景福两次打电话来叫我不要去，我拒之，因我不知那位记者住在何处，无法通知他届时不去故也，按郑景福何由得知此事，当系接收录音电话的特务告诉他的。
    对于生客来我家，特务还要照相，甚至友人拿着纸包的东西来，特务还要向家中佣人查明是些什么东西。
    《自由中国》社原编文艺的聂华苓，民国六十四年过台看我，借用友人汽车不敢开到我家，停在景美镇另雇计程车来舍。特务如此监视我，给中外人士的影响该是多么恶劣？对国家影响之大，则不言而喻了。
    特务车子跟我出行给我的麻烦和损害国家的声誉，致使世人称中华民国为“警察国家”者，兹略举数则以告我公，如果全部写出来，可成为厚厚的一本小册子，故友人说笑话，竟称我是当年军阀眼中的孙中山，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一）台北县树林镇我有一个小同乡，家乡相距不过数里，他和我侄在中学同过学，他的妻子系我同乡前辈妹妹。我偕内子和族侄曾去他家盘桓时，他们一定要恳留我们吃饭，但饭菜系其妻亲手烹调。我觉得坐着等饭吃太无聊，就著三人出外看看风景。距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坐“昭明寺”，和尚名“悟明”，大陆苏北人，走遍大江南北，他能在台湾建一坐庙宇，可见其人有识见和能力之高强也。我们去游时，悟明招待我们坐下喝茶，拿了一盘甜饼干会客，请我们喝茶食点心，我们未吃一块，我们走后，跟去的国民党特务就去盘问和尚有什么关系，和尚见此一问，大概明白其人的身份，就很不客气的答覆说：“我对雷先生只闻其名，根本不认识，和尚是吃四方的，那个施主来我们都会招待，我和雷先生又有什么关系？”特务遂狼狈而去，给国民党和政府丢了多大面子，这样焉有不丧失民心之理吗？
    （二）我七十九岁那一年夏天是我七九初度，我们家乡的规矩：“男做九、女做十”，美国一儿一女相偕回国给我做寿。这正是介公和我公常称的“孝道”。我不愿在家，以免亲友祝寿之麻烦。儿女又未去过日月潭，遂决相偕去游。我儿向友人借了一部轿车，正好坐五人，由我儿自己开车。我们夫妇，美国回来的一儿一女，台北还有一个女儿，而特务车子满载特务而尾随着。过了新竹本应在头份转弯，特务车子又加了一部，小儿不识路，直开到清水，那里又加了一部特务车子。于是折回至苗栗，在这里特务车子又跟上一部。真是浩浩荡荡，不知底细者，以为我是一个大人物出巡也。我们一行到日月潭后，台北跟去的特务车子停放在涵碧楼旅舍对面店门门前，不问店家高兴与否，可见国民党特务之威风也。
    我们去日月潭前两日，根据以往的经验，内子曾打长途电话给涵碧楼帐房，在该楼正对湖面的二楼定了三间房子，我们夫妇一间，两个女儿一间，儿子一间。而涵碧楼正对湖面的二楼只有四间，其余一间我们去时已有旅客住着，特务硬要住进这一间，大概是为着便于监视。帐房管理人不肯，特务就掏出“特务证”来示威，帐房不得已，只有作揖打躬请那位客人另迁，让特务住进去。可见特务如此横行，使政府多么失去民心！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