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苏联问题分析家》评苏联国内局势文章：《定量配给、赎金和政治局》 [复制链接]

    【本刊讯】英《苏联问题分析家》三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为《定量配给、赎金和政治局》，摘要如下：
    在莫斯科，为美国财政部长舒尔茨安排的日程被认为是一个迹象，表明了目前围绕领导集团发生的政治麻烦的深度。由于这一日程安排，据认为是苏联经济首脑的柯西金总理没有参加其他领导人同舒尔茨举行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会谈。
    农业危机仍然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未能解决，或者未能作出真正的决定，这显然会导致政治领域的危机，这场危机不仅将涉及政治局的个别成员，而且还将涉及整个领导班子。据来自莫斯科的可信消息说，目前正在若干州，特别是在伏尔加沿岸地区实行的土豆和黄油的配给（这本身就是一个迹象，表明食品危机空前严重），原来还要扩大到列宁格勒，但是这个打算被否决了，理由是，可以设想这可能在这个城市引起两年前曾在波兰的波罗的海港口城市发生的那种骚乱。不管这是不是警报，但是确凿无误的是，在这个国家的第二大城市发生的那怕是最轻微的麻烦的危险，也比各州大城镇零星发生的大规模食品问题骚乱更令这个政权惊恐万状。
    同时，有迹象表明，在农业方面，勃列日涅夫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或者至少是受到批评。
    《苏联历史》杂志现在刊登了一篇异乎寻常的文章，它对战后苏联农业的整个历史作了新的解释。斯大林去世以前的那段时期目前被说成是这样的：在那个时期曾作出过正确的决定，发生任何麻烦主要是由于“客观条件”。接着有了改善是因为在斯大林时期作了有远见的准备工作。大约在一九五九年开始的衰退是由“唯意志论”，即赫鲁晓夫的方法造成的。但是“过去几年”也是有错误的，言外之意，这不仅涉及马茨凯维奇和波利扬斯基，而且还涉及勃列日涅夫。根据最近的标准来看，总书记的名字很少被提到。甚至也没有把一九六五年三月中央全会上作出的那个时期的重要农业决定归功于他。
    农业政策的细节，犹如未开垦土地的范围一样，仍然是在政治上引起重大争执的问题。再次值得指出的是，《苏联历史》的文章批评小麦播种面积过多和牧草播种面积缩减，而勃列日涅夫的《真理报》却要求限制或阻止牧草播种以便扩大粮食播种面积。问题的连锁关系还表现于最近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改组乌克兰的国营农场部，此后该部受莫斯科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的直接控制，乌克兰的这个部自一九六二年成立以来，其地位是属于“加盟共和国的”，只向乌克兰部长会议负责。这只能被认为是对谢列斯特式支持者的打击。他们支持在（全苏）体系内最大限度地扩大乌克兰的自治行动。
    无论如何，看来清楚的是，像高级领导人发生不和时期常常要有的情况那样，报界的各种机关报正在被用来对负责农业局面的人士，实际上是对勃列日涅夫本人，进行在苏联的条件下是猛烈的，虽然是含蓄的攻击。我们不仅应考虑到农业问题自身的危急的重要性，而且还应考虑这个问题同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程度；并且还应注意到领导集团根本不愿意作出任何一致的决定，这样就可以清楚看出，政治局目前面临一场正在慢慢酝酿的，然而是重大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