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的中国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福日晚报》编辑部副主任井上理今年自费来华参观访问后，在六月上、中旬的《福日晚报》上连续发表了他写的题为《我看到的中国》的文章。摘要如下：绿色和鲜花的国家如果说“中国没有苍蝇”，那等于说谎。但是，如果大声嚷嚷“中国有苍蝇”，就是说更大的谎。我坐飞机旅行两周，在大陆各处寻找苍蝇，结果只找到了一只。
    中国由于气候关系，本来就重视树木，喜爱绿荫。游览过北京的北海、中南海等公园的人，是懂得在万绿丛中靠“绿色的外衣”来消夏的。现在，中国的植树和花坛的规模已经完全不同。从北京东郊的飞机场到长安街，共长二十八公里。八十米宽的马路笔直笔直。在郊外，马路两旁全种上了树，还种了一片片的洋槐林、松树林等等，它的外边是果树园。这样美化城市可取得实利，足以使来访者震惊不已。少年先锋队一踏上中国的土地，进入眼帘最多的是一群群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少年少女。我在上海参观了少年宫。这个少年宫在课余对少年们进行情操、纪律、团结和一些专门的教育，开展和学校互相配合、构成一体的活动。在上海，每个区都至少设有一个少年宫。最近，在全国各个城市，对少年的教育骤然活跃起来。肯定是这几年经济稳定
    所以才有余力顾及这方面的工作。
    当这些儿童们长大成人的时候，恐怕将有一股大得可怕的力量完全集中于国家，从而造成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有资本家在中国，资本家俨然存在，他们都叫做“民族资本家”。仅以上海为例，有九万个民族资本家过着快乐的生活。
    我了解战前的中国。这次离开日本以前，我的兴趣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变得崭新的中国，这些民族资本家们以怎样的姿态生活着。让我来说一说“中国的松下幸之助”——荣毅仁先生。（本刊注：松下幸之助的个人财产在日本居首位，他是松下电器产业、松下电子工业公司总经理；松下电器康采恩约有四十多个子公司和营业所，几乎日常所接触的电器都大量生产。）荣先生是当权的上海副市长。他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他的五个大纺织公司和九家面粉公司在中国被共产党军队解放的同时，大部分实行了“公私合营”。就是说，不是无条件地驱逐资本家，而是让资本家发挥迄今作为经营者而拥有的才干和经验，由“国家和私人”合力经营企业。这个方式在苏联也没有实行过。世界上第一个而且唯一地采用这种方式的是毛主席。随着公私合营的发展，徐徐地改造资本家的思想，使他们积极地为国家服务，这完全是东洋式的、中国式的方法。荣先生的收入比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国家主席的多，这自不消说，就连中国的伟大救星毛泽东党主席，收入也赶不上荣先生。所以我叫他是“中国的松下幸之助”。天安门广场五月十四日，那天我刚到北京，正好碰上北京动员三十万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西到东、由北向南，象棋盘一样整齐的马路上，挤满着人，人的洪流象潮水一般涌往天安门广场。极目四望，是一片红旗和人的波浪。在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兵，不但有男民兵队伍，还有女民兵队伍。他们一样都晒得黑黝黝的，十分威武，肩上扛着枪，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据说中国有一万万民兵，中学生一到高年级都当民兵，接受军事训练，以便有朝一日能够进行实战。
    那天晚上我在饭店里等客人。我为了多多地了解新中国的情况，邀共同社驻北京的记者山田到我的住所来。他在八时左右来了。我们在四楼柜台上突然看到十几张印着红色字样的《人民日报》号外，一看标题，吃了一惊。一行《我国又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红色大字跃入眼里，我急忙拍拍山田记者的肩。他一拿到号外，说了一声“对不起”，就以超出他那肥胖的身躯所能发挥出来的速度飞跑了出去。当然，他去向东京总社发出第一条消息了。
    日本好象对中国的核爆炸是不是用导弹进行的议论纷纷，可是中国方面对于方法、地点完全保持缄默，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也完全没有谈及。
    我读完号外，因为觉得无事可作，就又走出饭店，向天安门广场信步走去。那里没有一个人，在灯光照耀下的广场，完全没有了白天那种喧闹的景象，保持着象哲学家一样的安详和清洁的姿态。妇女的广场如果想要理解现在这个新的中国，就要完全忘却二十多年以前的旧的体验和知识，首先还原为一张白纸，然后会很快了解到：“尽管地点同是这个亚洲大陆，但是就在这里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异质的国家和人民”。
    在中国旅行中，到处遇到女领导人。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与其说是男女同权，勿宁说是妇女垄断了工厂。（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领导者们在领导人中，确实没有人流露过骄傲自大的过分的信心，而总是说：“中国的工业比起先进国家来还落后，解放才十五年，今后要更加努力奋斗。”说起“今后努力”，在北京第二纺织工厂大门墙上写着“比学赶帮”四个大字。它的意思是说，“向先进学习，超过先进，互相帮助”。以为中国自以为是，光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发展和更生，那是错误的。
    我对中国的领导人感到钦佩的是，他们的领导很高明，深入到了群众的心里。他们把解放以前那样污浊的习气一扫而尽，干净得叫人简直认不出来了。就以这一点来说，就可以知道中国进行了大革命，而且它是由近七亿人民自发地进行的。如果不是自发地进行的，那么，在如此广阔的国土的各个角落出现彻底干净的面貌，便是很难长期保持下去的。人民公社的英雄我参观了北京市海淀区的人民公社。在那里，我看了一家又一家地公社的农户。虽然不象日本的城市近郊的农户那样，家里有电视机、耕耘机，但是，室内很干净，不存在二十年前那种惨不忍睹的生活，其变化犹如天地之别。解放前，中国的农户都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
    平均每人每月的现金收入大体上是五十元，和一般的工人没有什么差别，此外，还有二、三公亩的自留地，住房、用水都无需花钱，因此，基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衣、食、住中国人的服装完全改变了。衣服料子象日本那样好的人还少，一般的人几乎都穿兰色的棉布服。但是，洗得很干净，叫人看了挺舒畅。连士兵们穿的衣服也是这样。
    一清早，我就去逛北京的菜市场。那里看不到等着买东西的队伍，人们慢条斯理地挑选那些堆积如山的蔬菜，看中了才买。
    在广州的国营市场里，肉、鱼都和日本的市场一样十分丰富，是一片暄喧嚷嚷的买东西的景象。
    我参观了北京东郊的第二纺织工厂及其住宅区。工厂倒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但是，住宅区很漂亮。这里的人的平均月收入是六十元。单身汉的房钱只要四角，带家属的房钱是两元，等于是不要钱。一家人住的公寓房子，以日本的说法来说，是三ＤＫ，就是三间房间。房间比日本的大。在工厂的食堂吃饭，一个月是十二元左右，所以在吃的方面不存在困难。住宅区里有医院、小学、幼儿园、娱乐室等等，很齐全。
    这样看来，中国人的生活正在逐渐地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