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拉伊谈党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的政策 [复制链接]

    【新华社布达佩斯航讯】匈牙利“人民自由报”５月６日刊载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拉伊５月５日在党中央政治学院所作的关于党的文化政策的报告。
    卡拉伊同志报告说，党的文化政策不是新产生的，我们党要依靠解放前特别是解放后匈牙利共产党和后来的劳动人民党所取得的成就，但也要从所犯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避免其重犯。
    在谈到在文化建设工作的过程中，过去党的领导犯过严重的错误时，卡拉伊说，过去党的领导在这方面也是急于求成，造成了不耐心、不正确地、常常是无理由地采用行政手段，使坚持不懈的日常的思想教育工作反而退居其次了。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我们没有充分地依靠民主的文化遗产的无产阶级核心，我们没有注意到在民主文化内部，农民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趋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忽略了对其世界观的弱点的批评，是容易变成对立性甚至反动性的东西的。
    过去我们也很重视“争取”知识分子的上层，常常还不惜用无原则的追求作代价，而同时我们对占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普通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的问题却关心不够，对他们在物质上道义上的尊重是不够的。
    过去被我们当作党的政策在文化生活中的坚决代表者和宣传者的人们当中，有许多在１９５３年之后就反对党，变成了反革命的思想准备者，在１９５６年秋季就公开站到敌人那边去了。反革命首先是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寻找基础及宣传者、组织者，这不是偶然的。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１２年内虽然不能不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但还没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由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而产生的错误和违反法制的错误，在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最大的失望和反感。
    报告人然后提出问题：修正主义在文化方面表现在何处？
    首先表现在无限制地夸大所犯的错误上。不谈、缩小甚至抹杀文化革命的划时代成就，这样就不仅开辟了反对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成绩，而且开辟了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战线。把自由资产阶级关于艺术和文化自由的老口号又抬出来，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它装饰起来；攻击列宁关于文化的党性的原则，否认党和国家指导的必要，过多的行政措施的确也为此提供了借口。但那种攻击已经不是针对着行政措施，而是一般地反对党和国家的指导的实质。
    通过对各种世界观的竞争的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解释，提出了“给一切人民主”的口号，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文化生活中为民族文化的反动遗产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开辟道路。
    在完全片面地夸大民族特点的下面，掩盖着修正主义。片面地过分强调民族特点和“民族道路”，抛弃“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文化定义，而代之以不加掩饰的民族主义口号：“民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这就意味着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纳吉关于“统一的匈牙利民族文化”的反动观点的逻辑的继续。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４日以后，革命的力量在文化战线上也发起了反攻，但是这方面开展反攻比在别的方面困难些。反革命在这方面还有一个时期坚守其阵地，甚至把他们在别的方面的力量也调集到这个方面来了。
    党的基本上正确的文化政策也起了很大作用。对于匈牙利知识分子，我们没有允许不正确的一般化对待。我们清楚地说明了：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表现了消极态度；另一部分也是少数，在最困难的时期里也站在党和政府这边，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种区别对待，在知识分子内部的稳定中起很大的作用。
    虽然今天文化生活的状况已比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以前好一些，但我们还根本不能感到满足；后退了的反革命力量减弱了，但并未消灭，他们的影响还并未最终地清除。现在，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完成文化革命，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而展开一个认真的，全面的思想和文化攻势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报告人说，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做到使整个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都变成社会主义的，甚至也不能一下子就使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就改变他的观点。解决思想和文化任务的基本方法，只能是坚持不懈的说服教育工作。当然，这里我们所指的不是公开在思想上反对我们的敌对分子，对这些人我们在斗争中还要使用行政手段。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爆发的反革命和文化生活中今天还可以觉察到的思想混乱，使我们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是否已取得了胜利？卡拉伊同志在这里提到了中国同志们，他们分析了他们国家的情况，肯定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在知识分子和其他中间阶层的队伍中尚未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方面还在继续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在思想和文化战线上也还没有取得胜利。在我国解决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即使不要１０—１５年，也得要一个长时期。
    报告人分析了过渡时期矛盾的两种类型：人民内部的矛盾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后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的主要的矛盾。报告人然后谈到主要表现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
    卡拉伊同志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允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支持小商品生产者的活动，但这条原理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是不适用的，在这方面任何“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没有存在的余地。
    在文学艺术生活中，我们也要加强原有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萌芽。因此，正确解决１９５６年夏季为修正主义者们，首先是被他们认为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卓越代表人物的卢卡奇及另外一些人所歪曲的艺术问题是很重要的。
    卢卡奇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观点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正确地判断了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他不正确地认为当前在国际上和国内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主要矛盾不存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被他系统地传播到政治、哲学和美学方面去的这种观点，在许多情况下都成了反（下转第三版）（上接第四版）对人民民主制度的修正主义进攻的理论根据。卢卡奇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成了敌人的旗帜，而迄今仍未与它们划清界线。
    在正确解决我们文学生活的问题中，共产党员和党外作家基于原则基础上的合作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然而今天情况仍是：一些共产党员作家由于经常有宗派主义观点或个人不满情绪，以致阻碍他们树立正确立场，另外一些则易于对待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作家集团表现无原则的妥协。
    目前我们与民粹派作家之间在三个政治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工人阶级领导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三个问题上。在谈到戏剧电影方面的问题时，卡拉伊说，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上演西方作家的剧本，我们欢迎进步的西方作家的真正有价值的剧本，然而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剧院在创造和上演匈牙利的新剧目方面，也要走在前面。自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日之功，然而为了补足缺乏这类剧目的情况，也可以上演与我国问题近似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剧本，为创作当前匈牙利剧本铺平道路。
    报告人继之与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原子时代”因之领导作用应归于知识分子的观点进行了争论。将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领导作用是属于工人阶级的。随后谈到知识界的组成问题。
    应当继续进行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应更多地注意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应更多地注意使他们更接近劳动人民的生活，为此在今后大学招生时，应优先录取参加过劳动生产，在劳动中胜任并熟悉工人生活的人。
    在建立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队伍中，将工人安置在知识分子职位上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我们在今后仍将沿用这种方法。
    只有通过这三方面，改造年老的、旧的知识分子，教育新的年青的知识分子，将体力工人安置在知识分子职位上，并且将此三阶层团结在一起，才能建立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一个长期的进程，但逐日逐年地在接近于实现。
    在文化和知识分子工作方面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加强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才能完成。我们应较过去更多地研究马列主义，其中应对我们时代中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如各国共产党，首先是苏共、中共、人民民主国家兄弟党以及西方国家主要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在文化、科学生活中的领导，也是属于我们的任务。卡拉伊同志提醒人们注意，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根本不是相同的概念，两者中间有值得注意的重大差别。党的领导首先是思想和政治领导，党主要是思想领导和作政治组织工作，而国家领导则执行直接的文化组织工作，这就包括思想、政治、行政和经济等因素都在内。
    谈到方法时，他说：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和集会并不总是能达到目的的。应建立小组和个人交谈的制度。当然，个人交谈也意味着原则问题的讨论、批评和说服，而不是无原则交朋友和合作。
    报告人强调说，党相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可以争取到社会主义事业这边来的。但是信任和合作并不排斥我们的方法中的互相批评这一条。要想接近党的政策和世界观，必须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我们希望他们根据自己的信念，自己认识到，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致的，是无法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