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国记者如何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复制链接]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在今年３月６日至９日连续刊载了罗伯·纪兰的文章：“新风吹到北京”，其中谈到了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罗伯·纪兰是“世界报”的特派记者和“远东问题专家”。解放前曾经三次留居我国，自称对我国有十五年以上的了解；１９５５年又曾经来我国访问了二个月。“世界报”在去年１月间，就曾长篇连载了纪兰这次访问中国的印象记，题目叫做“六亿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齿轮中”，文章对新中国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
    “新风吹到北京”是纪兰的又一篇诬蔑我国的文章，其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把这一部分摘译如下：
    １９５５年底，中国知识界人士人心惶惶。在逮捕作家胡风之后，进行了激烈的“改造”运动，他们因而感到混乱和惶恐。为了补救损失，共产党１月间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研究知识分子情况的会议。
    四个月之后，北京的一位要员提出了一个新口号，立即傅遍了全国。这是由八个文言汉字组成的口号，大致上可以译作：“让百种花卉和谐地开放，让百种学派响亮地争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说，准许知识分子回到思想不止一种的状态，恢复种种不同主见的讨论。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陆定一关于这个新口号的演说，这篇演说立即在全国各种知识分子的学习会上受到了讨论。这位宣传部长不厌其烦地着重指出：政府的伟大目标仍然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这两个词，至少在我们看来，同多样性和自由是不大协调的。假如说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科学家却不是这样。争论的自由只在“人民阵营内部”存在，不属于人民内部者不得有自由。最后，整个主张的关键要点是：假如说准许唯心主义在科学唯物主义的面前也存在，却并不意味着组织这两种观点的和平共存，而是组织它们之间的斗争（斗争，这是政权的关键字眼）：以某种方式准许唯心主义进入战场，只是为了让大家有机会看见马克思唯物主义战胜它。共产党生活的讽刺
    接着是怎样实践百花学说的呢？陆定一演说之后的第二天，就出现了某种自由主义潮流。“人民日报”开辟了批评栏，写文章的匿名作者有时表现出很大胆。由于希望轻松，他用一种揶揄的口吻谴责了共产党政权下生活的一切方面：一般人都竭力想显得平庸，人人都噤如寒蝉，科学家“除了引述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外，不敢发一言”，学生“考卷上照抄政治报告”，冗长的大报告侵犯生活，批评家施行统治，他们“依据两本书：道德指南和名人言论集”来裁判一切，等等。
    因此，作出了努力来把已经令人窒息的气氛换一换。最新鲜的现象是开放了这种花朵：悲观地透露了工人处境或经济困难。不过，在知识界，新气象并不久长。批评本身后来也成了刻板文章。报刊的一般状况并没有改变。第八次代表大会一来，报上又充斥了笨重的长篇报道，以往那种面目可憎的官方报纸模样又出现了。政治思想不许自由
    百花学说的真实意义事实上随着学说的日益明确而日益显得有限制。首先，我们要认清：这个学说仅仅涉及所谓“文化”方面：艺术、文学和科学。它并没有使政治思想得到自由，政治思想仍然是党绝对垄断的，任何人都无权加以讨论。然而，必须记住：政治思想在中国是支配整个文化生活的。
    “人民日报”不厌其烦地亲自警告读者说：“希望没有人认为思想斗争已经结束，或者认为科学和文艺中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科学报”也对科学家提醒说：自由应该限制在“唯物主义的范围之内”，因为“科学是唯物的”。“哲学杂志”解释说：给予唯心主义以公开宣扬的权利，那是因为与其让它处于地下状态，不如让它公开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打击。在北京一所新社会主义学院开学式上，一个演说者承认不同的思想可以竞争，但是他警告说：“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加以争论的问题，那是错误的”。
    越是了解百花学说的限制，就越能看穿真正的意图。经济计划、新工业、中国建设，由于这些，周恩来才说“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需要”确实是很迫切的；有文化的人才在新中国真是少得可怜。如果其中的一部分仍然排斥在外，那是严重的损失。因此，力求使知识分子安心，允许他们采取比较自由的态度，这样来吸引他们靠拢党。中国的麦卡锡主义
    无论是对于艺术家，还是科学家，更不用说对于在政界活动的知识分子，例如新闻记者，事实上从未排斥实施这种原则：他们受雇的条件是政治上合乎正统而且严格信仰马克思主义。真正自由的思想被当作反革命思想来处理，这种威胁始终是存在的。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到处疑心有共产党。比起中国相反意义的麦卡锡主义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的麦卡锡主义需要知识分子不断保证忠诚，并且使他们经常沉重地感到惶恐：唯恐被看成人民公敌或不爱国。
    在思想自由方面没有重大的变化，明显迹象之一就是集中营制度依然存在。集中营没有关门，也没有把犯人释放出来。而这些集中营不正是政权所承认的，根本上是改造思想的工具么？也没有看见中国领袖们改变对于天主教施行的以清除反革命分子来拙劣地加以伪装的迫害政策。中国报刊上不断披露的大量材料证明：镇压反革命活动（这个用词是故意含糊不清的）恰恰更加广泛了，激烈程度不亚于以往。“他们谈论不休……”
    上述的一切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明：知识界中不信任的气氛和保持恐惧的沉默，不仅是对于国家建设计划带来严重的妨碍，中国领袖们对这一点是有认识的。他们看出了过火之处，也许在理论上也设想了大胆的补正办法，但是对于给予多少自由，在实践上立即表现出极为慎重，慎重得到了悭吝的程度。
    十分有意义的是：“人民日报”恰恰在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夕发表了一篇社论，谴责滥用百花学说。“许多人在这方面是做得过分了，超出了范围，以至于主张与其一言不发，不如什么都谈。他们谈论着，谈论不休……甚至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也被否定了。他们借口维护独立思考，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这就是说，中国人中间存在着要求自由的强大压力，而专政在予以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