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佩雷斯 [复制链接]

    
    
    在驻以色列的上千名外国记者中，能有机会面对面地对国际知名政治家、以色列外长佩雷斯进行专访的却寥寥无几，而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有幸两次采访佩雷斯。我想主要原因是他对中国情有独钟，而且以中两国关系曾经历过一段特殊时期。除此之外，以色列十分重视向中国这个在国际舞台上
举足轻重的大国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    
    对中国饱含深情
    记得去年7月8日早晨，我一个人从耶路撒冷驱车前往特拉维夫采访佩雷斯时，最强烈的感受像是去“赶考”。幸运的是我接受了挑战，而且“主考官”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并留下了“中国是伟大的，中国女性有魅力”的赠言。由于有了第一次经历，当本月20日下午我与其他中国驻以色列记者在耶路撒冷联合采访佩雷斯时，更多感受到的是与“老朋友”再会的兴奋。
    下午5点40分左右，我们一走进佩雷斯的办公室，他立即从办公桌前起身迎接我们，并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在会客厅的一张单人沙发落座后，我们大家先后在四周的沙发上坐下。
    佩雷斯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但他学富五车，是世界政坛公认的智者。在上次采访中，他对我说，他喜欢阅读史书、诗歌和文学作品，他的大脑“存储器”中藏有数千本书。但他认为与记忆相比，思考能力更为重要。他说他写作速度很快，一小时能写出20页，这是由于他在下笔前先将思想进行加工整理。“我们需要像锻炼身体一样锻炼大脑，”他说。
    佩雷斯对中国的感情广为人知。他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并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中国灿烂文化的景仰和对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钦佩。作为以中关系促进会名誉主席，他更是时常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以及不断取得的成就。去年7月，他在接受我的专访时就饱含深情地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导师、以色列开国领袖本—古里安就预言，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他说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没有令人失望。
    去年8月，中国百件文物珍宝展在以色列博物馆开幕时，中国青年杂技团演员精湛绝伦的演出让主席台上的他痴迷不已。他在发言中说：“如果外交部有这样技能高超的人，我们就会有办法重新启动和平进程了。”
    佩雷斯十分希望世界大国之间能处理好相互关系。他说，去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布什总统和普京总统有一张穿中国丝绸唐装合影的著名照片。他在访美时对布什说，中、美、俄之间存在着“silky　relations　（丝一般的关系）”，但布什却听成了“silly　relations（愚蠢的关系）”。他在我们面前反复说着“silky”和“silly”两个词，脸上洋溢着令人愉快的童真。
    执着寻找和平路
    作为奥斯陆和平协议的设计师，由于在竞选中多次失利，佩雷斯本人并没有得到多少落实协议的机会。此次以巴流血冲突爆发后，他仍然执着地寻找和平解决冲突的出路。
    去年7月我采访他时，佩雷斯加入沙龙联合政府仅4个月，当时他心气很高，要求沙龙以伙伴对待，但独断专行的沙龙显然没有给他太大的发挥余地。他毫不掩饰对沙龙的不满，但最终并没有与沙龙决裂，于是有人批评他贪恋“位子”。但我却对他有了一些理解和同情。在去年选举中，佩雷斯所属的工党在选举中惨败给沙龙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即使重新举行大选，工党东山再起的希望也十分渺茫，而作为79岁高龄的老人，佩雷斯知道自己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不会太多了，所以虽然在沙龙政府里不断受“夹板气”，他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一舞台。
    佩雷斯一向以擅搞“秘密外交”著称，现在可以说旧习不改。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不断与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主席阿布·阿拉接触，并拟订了一份先让巴方建国，双方随后进行最终地位谈判的和谈方案。
    佩雷斯主张以开放性的态度来看待沙龙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实现和平的前景。他不断提醒沙龙下一届大选临近，敦促沙龙早在和谈问题上作出决定。他在接受中国记者联合提问后对我说，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沙龙的确构成很大威胁，而且在他看来，如果内塔尼亚胡卷土重来，以巴和谈前景将更加悲观。
    “和平像恋爱一样”
    佩雷斯说，他与阿布·阿拉在和平计划上的分歧是巴方主张明确阐述，将来的以巴边界要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实际控制线为界，辅之以一定的领土交换，而他则建议以表述更为模糊一些的联合国242和338号决议为基础进行边界谈判。这两项决议只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撤军，而没有明确要求以色列一定撤回到战争前的控制线。他不无幽默地说：“和平像恋爱一样，应该在落日时分而不是在阳光底下谈。有点黄昏气氛比什么都清清楚楚的好。”当然，他同时坦言，措辞模糊一些的和平方案有助于他在国内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佩雷斯的国内反对者经常批评他的和平设想过于理想，有点脱离现实，但佩雷斯认为，领导人的任务不是分析现实，而是应着眼于改变现实。
    当我问到在政治生涯结束时他希望留下什么样的遗产时，佩雷斯说：“我个人认为能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不寻求什么荣耀或满脑子想着历史书。如果你能帮助挽救一个生命，你就会被人记住，并感到满足。”
    我们的采访大大超过了预定时间，外交部一位官员多次提醒我们“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但佩雷斯却坚持让我们把问题提完，然后又与我们亲切合影。
    （摄影  聂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