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公司文化＋媒体推波助澜＝毁灭 [复制链接]

    【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27日文章】题：安然文化导致毁灭（作者　乔·斯蒂芬斯）
    文化之一：“只能成功”　诱人作假    
    安然公司副董事长克利福德·巴克斯特去年5月悄悄辞职，在受到一番赞扬之后黯然离去。他同时也带走了出售他10年来在休斯敦的这家大型贸易公司积聚起来的股票所得的数百万美元。
    他在安然公司所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副董事长。像安然文化的其它许多方面一样，这种表象与现实并不相符。安然公司的内部人士称这一职务为“弹射座椅”，也就是该公司的上层管理者在被迫辞职之前暂坐的位置。
    在安然，失败者总是中途出局，获胜者会留下来，指望获得做成最大交易的那些人可以得到数百万美元的奖金。在巴克斯特之前，已有三位高级管理人员在几个月内相继离开该公司，在他之后还有七人要走，最近的一位是上周离开的董事长肯尼思·莱。
    这是安然公司的“赢者获得一切”这种文化的缩影。该公司过去的和现在的一些雇员说，必须保持安然股价持续上升的压力，诱使高级管理者在投资和会计程序方面冒更大的风险。他们说，其结果就是虚报收入和隐瞒越来越多的债务，从而造成了———用前经理玛格丽特·切科尼的话来说———“一座用纸牌搭成的房子”。
    前安然公司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部门负责人福里斯特·霍格伦说：“驱动力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愿望，就是要为安然塑造一种非凡的形象，并且使其业绩记录不断上升。”    
    文化之二：人被轻视　“只重结果”    
    巴克斯特永远不能就安然公司倒台前发生的情况和他所担心的事情作证了。警方认为，25日巴克斯特走进了他的奔驰汽车，举起手枪对准头部，扣动了扳机。当局宣布，这名43岁的百万富翁已经死亡。警方认为他是自杀，但不肯公布他留下的一张便条上所写的内容。
    安然是一个“炼人场”，那里的经理为年岁的增长而忧愁，担心上司认为他们太弱。有些人还担心，对董事长最看好的候选人给予得不够多，可能使自己的事业前途多舛。有些人甚至从要求他们对“联合之路”组织提供大量捐款的信中嗅出了威胁的味道。
    前安然公司雇员萨莉·艾森说：“今天你受到了青睐，明天就可能失宠。你知道谁得势，谁失势。你希望继续与这个组织联系在一起。为此，你肯去做你所能做的一切。”
    全球变化同仁公司的彼得·富萨罗说，直到去年秋天，安然公司还在吹嘘它的“压力锅”文化。去年8月份，该公司发表了一项对安然公司的深入分析。
    富萨罗的报告说：“安然公司如果不再需要什么人，这些人就会被取代。”报告引用了该公司的一项年度报告中的一句话——“我们只重结果。”
    安然公司的一些前高级负责人说，对高级管理人员来说，他们的升迁往往取决于争夺对公司的战略及奖励之控制权的高层斗争的结果。作为一名高级管理者和安然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的盟友，巴克斯特因接二连三的升迁而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媒体失误：一味报喜　少有警告    
    【美国《洛杉矶时报》1月26日文章】题：媒体忽视了安然公司麻烦的种种迹象（作者　戴维·肖）
    《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曾经连续6年称安然公司是美国最富创新力的公司。《纽约时报》说它是“美国新式工作场所的典范”。《商业周刊》评价安然公司的一项开创性投机“风险非常小”。
    直到安然公司倒闭前，美国新闻媒体基本都忽视了一些初期的警戒迹象，没有使公众对安然公司潜在的危险状况引起警惕。
    纽约基尼科斯同仁公司总裁吉姆·查诺斯在阅读了《华尔街日报》得克萨斯地区版的一篇专栏文章后，于2000年秋开始发表警告评论。他读到的这篇专栏文章警告说，安然公司和其他两家设在休斯敦的能源公司极高的价格利润比暗示着“投资者可能受到打击”。
    那篇专栏文章促使查诺斯自己进行调查，开始在股市上出售短期债券———因为估计它会下跌，并同另外两位较早开始撰写简短文章对安然公司提出质疑的记者进行探讨。
    长期以来，安然公司的利润和现金流量就有很大差距；它的投资回报对于这样一个高风险投资来说，也低得可怜；它的财务报表难以让人看懂。它的高层行政人员多次抛售大量公司股票。大批高级行政人员离开了公司———仅在18个月里就有68人离开安然。
    许多财务专家和记者现在说，所有这些危险迹象本都应该引起媒体的察觉。为什么大部分全国性媒体以及得克萨斯州本地媒体都忽视了安然的情况？
    吉姆·迈克尔斯说：“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上个世纪90年代牛市的产物。”迈克尔斯在1961至1998年担任《福布斯》杂志编辑期间，曾登载过许多咄咄逼人的对像安然一样的热门公司的调查文章。迈克尔斯说：“所有人都在市场上投资，股票市场不断上涨、上涨，人们都不想听到坏消息。”
    曾在1989至1998年间担任过《金钱》杂志编辑的弗兰克·拉利说，媒体对安然公司失败的报道是“所有人、整个制衡制度彻底失败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