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动复关谈判追记——专访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原成员李仲周 [复制链接]

    李仲周　60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原成员，曾任外经贸部主管关贸的国际司司长，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展和贸易效率基础设施服务司副司长。
    15年的马拉松式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将在今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虽然在今天，“入世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举措”这个道理已经深入人心，但在15年前，当中国政府提出复关申请时，人们对于这一决定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将要面临的困难尚准备不足，这其中既有原则性上的禁区，亦有操作上的误解和笑话。让我们将目光暂时投向昨天，跟随李仲周、一位“老代表团成员”重温那一段日子……
    重返联合国但未复关，天赐良机在“文革”中丧失
    中国在1947年实际上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代表中国。联合国成立后，召开了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并草拟了关于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TO）的《哈瓦那宪章》。由于美国国会反对，美国政府改变立场，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计划告吹。但后来有关各方把《哈瓦那宪章》中的一章挑出来，经修改成为后来的《关贸总协定》，但其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性的贸易协定，而非正式组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发生了政权更迭。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不再代表中国。根据国际法中的国家继承原理，《关贸总协定》中的中国代表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但台湾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的保护下仍占据缔约方地位，直至1950年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1965年，台湾又想返回到《关贸总协定》中来，提出当观察员。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关贸总协定》为了执行联合国的“驱蒋”协议，把国民党政权代表驱逐出该组织。美国虽然反对，但未加阻挠。当时《关贸总协定》只有92个缔约方，影响力也不是很大，还是很希望中国参加的。如果当时中国提出返回《关贸总协定》，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那时中国处于“文革”后期，“市场经济”被视为禁区，等同于资本主义，当时加入《关贸总协定》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事就这样一直拖下来，直到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问题才被提上日程。
    纺织品开路，复关利弊之争尘埃落定
    1980年，中国决定首先恢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席位。这两个组织均可向我国提供软贷款。这个问题很具体，能够拿到钱，有眼见得到的好处。而《关贸总协定》只提供贸易机会，缔约方除了可获得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同时也要向外国开放市场。国内企业惧怕同外国企业竞争，对复关疑虑颇多。有些新闻媒体把复关渲染为“狼来了”，给复关谈判的国内协调带来很多困难。
    其实，中国政府对此做了很长时间研究，权衡利害得失，结论是利多弊少。应该说中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复关决定的。
    1982年和1983年前后，中国提出作为《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因为中国虽然是创始缔约方，但因为好多年没有参加该组织的活动，对其活动不太了解。我们当时选择参加“多种纤维协定”，也就是纺织品协定，由《关贸总协定》主持谈判，监督实施。我们想选择一个行业，先试试看，如果不成功只是一个行业受影响。选择纺织业作突破口，是很现实的考虑，因为当时中国能够大宗出口的就是纺织品和粮油产品。
    实际上，纺织品协定是限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有一个配额制度，从总的原则上来说，是违背《关贸总协定》的原则的。但因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都签署了这个协定，也就得到认可。这个协定虽实行配额限制，但规定保证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出口的年增长率为6%。当时中国的纺织品出口为66亿美元，几年后就上升到180多亿。实践证明，加入《关贸总协定》有好处，于是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复关申请。
    回避市场经济，“绕道走”越绕越远
    1986年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提交了一个中国外贸制度备忘录，由统计局、银行、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等部门参与备忘录的编写，先用中文写出来，后译成英文。
    当时由于大多数部门都不了解《关贸总协定》，没有针对复关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写备忘录。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备忘录终于写成了，但针对性不强。缔约方总是要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规则来解读中国的对外贸易备忘录，而我们的体制也在不断地进行改革。美国人说，中国的贸易制度是个“移动的靶子”。我们说，他们的谈判立场是个移动的球门，等我们快到目标了，他们就要提价。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市场经济”的概念。谈自由竞争规则，就必然涉及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不可回避的。但代表团当时只能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词，“市场经济”是个禁区。我们解答问题只能绕道走，永远解释不清楚，因为外国人怎么都不明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什么东西。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指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禁区才算解禁。
    中国差一点就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国
    复关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关税减让。1994年欧盟等提出要中国作出总的承诺，关税上限约束在35%。这是当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约束税率。但国内各产业部门同声反对。比如汽车行业，当时税率为200%，他们肯定不能接受35%的税率。
    1994年给我们谈判代表的授权为平均减税50%。虽然中国减让的幅度很大，但有的关税还是很高。而且，很多高税率都是名义税率，并非实征税率。平均减一半，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后来在入世谈判中，中国作出的承诺是平均关税减让到8%。可以说，中国差一点就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替代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国。
    我认为我们在谈判中，对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应开放一点、大胆一点、大方一点。因为你开放了市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外国的产品一定就会进来。但是，牵涉到中国产品进入外国市场的规则问题，我们应该严格一点。对于歧视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决不让步。
    谈判过程中，中国是一方，对方有100多个。我们在谈判中采取的策略之一就是抓住对方的弱点。有些大国凭借经济实力，实行双重标准，它们在做的事却不许你做。例如，当时中国报纸鼓励老百姓购买国货。美国代表批评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有歧视外国产品的意思，不允许外国产品和中国产品公平竞争，是保护主义。在会上，我反驳说，前几天，我看到美国报纸也宣传“Bu y　American”（购买美国产品）。美国代表辩解说，这是报纸和企业的政策，不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当时与会者都哄堂大笑。
    尊重来自于实力，中国是挺着胸膛入世的
    在15年的入世谈判过程中，中国和世贸组织成员取得了双赢。中国经历了十几年的谈判，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持续这么多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中国目前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出口量的50%来自于三资企业，这一切都得益于改革开放。从这些方面来说，中国在开放过程中是赢了，外国企业也赢了。
    开放以后，看起来虽然让出了部分市场，但我们的人民生活有了提高，收入有了很大增长。从广州到香港的路两旁，有很多来料加工厂。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说值不值？这有什么不好呢？这为中国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中国农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城市化。你问这些农民工，让他们再回去种地，他们是否愿意？
    世界经济全球化，这导致货币流动快、技术流动快、信息流动快、人才流动快。过去西方还有技术出口方面的限制，现在随着经济一体化，这种限制也减少了。你能否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就看你能不能适应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否则你就会被边际化。
    热那亚八国首脑会议期间，有十多万人游行示威抗议经济全球化。这里面也是鱼龙混杂。有些组织是关注环境问题，有它的合理性。有些西方的工会组织，他们反对全球化，主要担心发展中国家的便宜商品进入他们的市场，影响了他们的就业和利益。其实，利用好全球化的机会，会有很大的利益。中国经济已从开放中获益，应该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机遇。
    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谈判过程中赢得的是机会和市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已经饱和。另一些发展中地区，如非洲不能吸收这么多的资本，还有很多地区经常发生冲突，非常不安全。中国市场潜力很大，能够持续保持高增长。这对西方是很有吸引力的。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再过15年，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又会大不一样。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有些极端保守的势力把中国经济发展视为对他们的威胁是目光短浅的，属于庸人自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