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学者著书论证日本右倾思想总根源 [复制链接]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故意用“支那”一词对中国表示轻蔑；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把夺取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的战争称为“解放亚洲”的大东亚圣战；
    每年都有一些日本内阁成员参拜放置有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牌位的靖国神社……
    近些年来，以肯定和美化对外侵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右倾化思潮在日本社会泛滥成灾，并且有在日本思想界、舆论界和政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针对于此，日本近代社会思想史专家、教育学博士安川寿之辅先生最近出版了一部专著，题为《福泽谕吉的亚洲认识——重新研究日本的近代史形象》，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打破了战后50余年来的一个神话，论证了生活在明治时代的福泽谕吉是现在日本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
    现在流通的一万元日币上还印着他的头像———日本社会对福泽谕吉的崇拜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福泽谕吉（1834—1901年）早年师事于著名学者绪方港庵，学习兰（荷兰）学，后3次随幕府使节团出访欧美国家，1858年创办了现在庆应大学的前身——洋学塾，是最早了解和向日本国内介绍欧美国家情况的知识分子之一。
    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于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代表作品有《西洋情况》、《世界国尽》、《劝学篇》、《文明论之概要》、《脱亚论》，是日本“脱亚入欧”论的始作俑者，自称是明治政府的“师傅”。
    二战后，福泽谕吉被吹捧为“明治时代最大的启蒙思想家”、“近代日本‘民主主义’的先驱”，一直戴着“日本文明之父”、“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师爷”的桂冠。现在市面流通的一万日元纸币上还印着他的头像——日本社会对福泽谕吉的崇拜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社会右倾化趋势日益加深的严峻现实使社会思想史专家安川先生无法忽视这样的现实：在二战结束后50余年的今天，日本为什么开始走回头路？他越来越严肃地思考的问题是：战前，日本为什么从大正民主主义走向昭和法西斯主义？日本的战后民主主义为什么再次回归到“战争国家”？他认为，这与自称和公认的“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师爷”福泽谕吉不可能毫无关系。
    于是，他从1997年开始，再次钻进书斋，通读了21卷《福泽谕吉全集》，以铁的事实得出如下结论：至今还被崇敬为伟人、被神化的福泽谕吉实际上是以《时事新报》为阵地，极力鼓吹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散布蔑视和歧视亚洲邻国和人民的舆论，尊崇天皇制的帝国主义扩张论者，是明治政府的忠诚谋士与帮凶。现在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思潮和福泽谕吉的政见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福泽谕吉在他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时事评论，主张日本应该“杀尽朝鲜京城的支那兵，海、陆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很快就走向对外侵略扩张，如1874年借故出兵我国台湾，翌年攻占朝鲜的江华岛，以后又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占领朝鲜，霸占台湾等。福泽谕吉从一开始就是这种政策的积极拥护者，说什么“战争关系到国家的荣辱”，朝鲜“是亚细亚中小野蛮国”，“即使来朝，为我属国，也尚不足悦”。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福泽谕吉在他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时事评论，主张日本应该“不客气地”占领亚洲各国，“以我手新筑”之，“杀尽朝鲜京城的支那兵，海、陆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长驱直入北京首府，扼其喉，”，“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为我版图”，“直冲其根本，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他建议明治天皇效法古代神功皇后“御驾渡海亲征”，甚至狂热到“我辈财产不足惜”，“我日本人，即使杀身、烧家也不得不维持日本”等。
    福泽谕吉主张日本“永为东方魁首盟主”，“争雄东亚”，“将东洋之权柄握我一手”，“支那、朝鲜在我文明之中”。其后的日本统治者确也按照福泽谕吉的建议行事。例如，对朝鲜，先是占领，到1910年终于实现了所谓“日韩合并”，把它变成日本的一部分，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政策。对中国，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先占领了东北三省，接着入关，攻陷北京，最后把半个中国置于它的铁蹄之下。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不宣而战，为夺取欧美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而一度占领了东南亚各国，建立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松冈洋佑在1940年出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外务大臣期间，曾以提出“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的口号而闻名。根据安川先生的考证，这一理论的发明者并不是松冈，而是福泽谕吉。早在1887年，他就在《朝鲜是日本的藩屏》一文中写道，“今天在保卫日本的时候，应确定的最近的防线必在朝鲜无疑”。这比明治时代的元老之一山县有朋在1890年提出“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还要早3年。
    福泽谕吉用“猪尾儿”、“乞食流民”等轻蔑性语言称呼当时的中国人；污蔑朝鲜人是“软弱无廉耻的国民”、“无异于牛马猪犬”
    “脱亚入欧”的口号首先是福泽谕吉于1885年提出的。这也是日本学习和引进西方列强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实行明治维新的必然归结。日本不甘心与被西方列强视为“野蛮国家”的亚洲国家为伍，而效法前者对付亚洲人的态度与方法对待自己的邻国。这就是“脱亚入欧”论的实质。
    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福泽谕吉对于亚洲邻国和人民表示了最大的偏见、蔑视和歧视，如侮辱台湾民众“是乌合草贼，无知蒙昧的蛮民”、“狂暴的土匪”、“未开化蛮民”、“车夫马丁之辈”、“无知冥顽之辈”，等等，日本军队应“诛杀丑类，一个不留”，“冥顽不灵，除歼灭之外，别无手段”，“举其全土，断然实行日化”；用“猪尾儿”、“猪尾汉”、“胆小鬼”、“乞食流民”、“炮灰”、“清国佬”等轻蔑性的语言称呼当时的中国人，甚至唆使日本军队到朝鲜、中国去掠夺宫廷的财宝、书画、珍器等；至于腐败的清政府，在福泽谕吉的眼里更是不值一提，称日中甲午战争是“文明野蛮之战”。福泽谕吉把朝鲜称作“野蛮国”，“上流是腐儒巢穴，下流是奴隶群众”，污蔑朝鲜人是“软弱无廉耻的国民”，“无异于牛马猪犬”，主张日本人应该在朝鲜的政府里掌握实权，“一切以日本人之手实行之，毫不足惮”。
    安川先生说，福泽谕吉在当时是很有地位、很有名望的公众人物，然而他却使用这样侮辱性的语言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品格实在太低。日本社会中至今仍有一股藐视、歧视朝鲜和朝鲜人、中国和中国人的恶习，不能不说受福泽谕吉上述思想的流毒影响。
    福泽谕吉当时就受到了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预言他“企图变日本帝国为强盗国”的主张“必将为将来遗留不可挽回的灾祸”
    福泽谕吉在他的著作里曾经引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天不造人上人，天不造人下人”，因此被罩上了“日本近代民主主义先驱”的光环。安川先生说，其实福泽谕吉仅仅是引用了这句话，而这并非是他自己的主张。到后来，早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在福泽谕吉的脑子里荡然无存，他变成了一个折不扣的皇权主义者。
    最能够说明这一立场的，就是他在1901年写的《帝室的财产》这部书。书中说：“日本的帝室决非可与西洋的帝室同日而语。至于我帝室，乃万世一系，宝祚之盛，如天壤不可有极，特别是一般臣民忠于帝室，为世界所罕见，苟为帝室，生命尚不足惜，何况财产乎！四千万臣民悉为帝室赤子，日本全国之福即是帝室财产。”
    他的观点在当时就受到了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称福泽为“吹牛大王”，预言他“企图变日本帝国为强盗国”的主张“必将为将来遗留不可挽回的灾祸”。二战后，福泽谕吉被朝鲜人民视为“破坏我国近代化的我民族的敌人”，被台湾人民视为“最可憎恨的民族敌人”。
    那么，为什么战后日本社会一直把这样一个人物奉为神明呢？安川先生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社会上下没有对过去超过半个世纪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以及战争责任问题进行认真的反省而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二是以丸山真男等一批主流思想评论家和学者片面地对福泽谕吉加以美化，把他捧上了天。安川先生说，他今后的斗争目标就是要把福泽谕吉的肖像从一万日元纸币上撤掉。
    图片：
    1、靖国神社前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为军国主义举行“阴魂祭”
    2、面值一万元的日币上至今采用的还是福泽谕吉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