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崛起 [复制链接]

    【美国《纽约时报》３月１５日文章】题：中国在崛起——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作者美国《国民利益》杂志主编欧文·哈里斯）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日程上，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同一个上升中的中国——一个正快速行进在成为超级大国的道路上的大国打交道，邓小平的去世已经证实了这种紧迫性，但目前美国对北约东扩的痴迷说明它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美国外交政策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大致说来，思想家们分成两派：遏制派和接触派。前者对中国今后可能有的表现作出最坏的假定，因而鼓吹对它采取以往对苏联成功地使用了４０年的那种强硬的政策。后者则争辩说，耐心和一定程度的迁就——假以时日，让现代化和繁荣起作用——最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温和与负责任的国家。人们在看法上的差异似乎主要同性情有关，而不是同意识形态有关，这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已不是什么不寻常的现象了。
    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非常熟悉亚洲的情况。现为《纽约时报》书评员的伯恩斯坦曾是《时代》杂志驻北京分社的首任社长；曾任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的芒罗以前是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以内容生动翔实的——尽管可能是有欠公允的
    ——论述加入了这场辩论。正如他们的书名所表明的，伯恩斯坦和芒罗是赞成以比较强硬的态度处理美中关系的。该书第一句话就描述了两个“全球对手，即两个关系紧张、利益相悖、面临着更困难也更危险的时期的国家。”他们称中国“咄咄逼人”，说美国“天真”，认为这种“隐约可见”的冲突可能导致军事冲突。
    两位作者对这种状况作出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全局性的：他们认为，在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国际舞台上，两个最强的角色出于本性几乎必然要成为激烈的对手。第二，中国上层统治集团一—“那个行事诡秘、自我选择的决定政策的集团”——的自身利益促使它故意加剧敌对状态，以此作为对国内进行控制、使它的权力合法化的手段，它需要——在现在已经没有苏联敌人的情况下尤其需要——以美国作为敌人，以便操纵“一种因遭受屈辱、丧失了显赫地位而造成的民族主义”。第三，文化上的不相容是一个引起摩擦和恐惧的因素：美国人具有坦诚、平等和宽容的特质；中国人则倾向于专制、看重等级、偏爱秩序。
    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有局限性。就有关全局情势的那一条而言，英国和美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证明了：一个地位业已确立的霸主同一个充满生气的挑战者之间至少是有可能共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的。
    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再提那种以行事诡秘的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动机为根据的论点就应当慎重。毕竟，仅１０年以前，关于苏联上层人物的不妥协态度也有类似的论点，而事实证明它们是大错而特错了。
    以文化冲突作为理由的那种解释就更成问题了。任何人都不知道像中国这样博大悠久的文化对于现代化的影响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抑或文化上的差异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会怎样变成政治紧张状态。这些论点，不论是单独来看，还是总起来看，都根本不能证明旨在缓和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努力必定会失败或无效。
    中美关系中争执最大、也最容易引起冲动的是人权问题。伯恩斯坦和芒罗也像几乎所有别的人一样，无法就这一点阐述一种条理分明、前后一致的立场。根本的问题在于：在这件事情上，个人或致力于某个具体问题的团体有采取绝对主义态度的自由，政府却不能这样做。政府必须通盘考虑对人权的关注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和平、安全、秩序、繁荣——那些问题也大都含有很大的道义成分。伯恩斯坦和芒罗是理解这一点的，尽管他们谈到人权问题时情绪是很激烈的。他们风趣地说：“美国人对于捍卫其他国家人权问题的看法，可能就像对于可选择的手术的看法一样——只要风险不是太大，就值得一做。”乍听起来，这话似乎有些奚落之意，但接下来，他们承认，事情基本上也应该如此。到头来，他们的批评淡化成不过是对于克林顿政府不高明的手法以及美国企业经理们的不解人意所发出的一种抱怨了。
    还要说一点：尽管一切不公正现象和人的苦难都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在政治中，规模的大小是很重要的。据作者说，对中国政治犯人数的最可靠的估计是３０００人。在１３亿人中，这相当于０．０００２３％——这个数字也许还赶不上苏联劳改营的比例，而且也不比另外几个并未受到美国谴责的国家更严重。
    鉴于现在有些人指责中国卷入美国政治，关于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的那一章肯定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可惜，这是全书中考虑最不周全的一章。西德尼·胡克（美国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哲学家，也是最早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学者之一——本报注）曾制定过这样一个争论规则：“在怀疑——即便是有正当理由的怀疑——对手的动机之前，先批驳他的论点。”本书没有遵守这一规则，而是根据一些成问题的“证据”对美国的一些杰出人物的正直表示怀疑。
    尽管如此，《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还是对中美两国的抱怨与恐惧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各自使对方感到不安的东西作了有益的阐述——尽管是在无意之中这样做的。书中把中国在亚洲谋求霸权的事实说成是不祥之兆，但是美国在亚洲以及在其他所有地方已经拥有这样的霸权了。书中指责中国正在建立可怕的军事机器，但是美国的军事机器已经具有压倒一切的可怕威力了。书中对中国现在已经能够袭击美国大陆感到惊恐，但是长期以来美国的核导弹一直瞄准着中国，等等。倒不是说美中两国在道义方面彼此彼此，而是我们应当认识到，那些使我们感到恐惧和不满的事情大概也会在中国人身上产生类似的影响。
    伯恩斯坦和芒罗最擅长的是对美中关系中地缘政治，特别是在涉及台湾和日本的时候进行分析。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惊异的、但却是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１９９６年在台湾海峡发生的那次令它蒙羞受辱的同美国力量对峙的事件“被视为（中国２５年来一直奉行的）温和的和平方针的最终失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果真是这样，这标志着美国政策遭受的重大挫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维持现状——即在台湾名义上地位未定与事实上享受自治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对美国最有利的。使这种平衡无论朝哪个方向发生摇摆的任何事情都有使美国陷入那里的局势不能自拔的危险。关于日本，作者提出的下述论点是有力的：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将成为一支有利于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华盛顿应当据此改变它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是与本书总的遏制论点和忧郁的调子相一致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书的最后一页，作者的调子突然变得乐观起来。他们预料中国会出现一个较为开明和宽容、防范心理和沙文主义不那么严重的新的比较年轻的上层集团。最后出现的这种乐观态度很是奇怪。如果这是为了最后在辞藻上玩弄点花样，那是很不和谐的。如果作者当真认为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那就应当在前面几章就提出来加以透彻的阐述。那样的话，本书就会成为一本与现在大不一样的、可能比现在好一些的书，一本不是专门谈竞争与冲突、而是更多地探讨２１世纪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实现和解的余地的著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