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问讯报》专栏作家特鲁迪·鲁宾文章：十年来中国变化惊人 [复制链接]

    【美国《商业日报》１２月２４日文章】题：中国变化的１０年（作者《费城问讯报》专栏作家特鲁迪·鲁宾）
    我对中国有信心。
    在中国各地旅行，你不禁要受到中国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中国人民认为，他们的生活已大大改善，不仅在富裕的沿海城市，而且在内陆，甚至在贫穷省份也是如此。虽然在这么辽阔、这么变化多端的一个国家访问的人，像是谚语中所说的那个摸象的瞎子，但这种乐观情绪无所不在，令人无法忽视。
    过去１０年的变化是惊人的。
    １０年前，上海的南京路是一条寂静的大街，街上行驶的只有自行车和少量的出租车；今天，街上车水马龙，道路两边高楼林立，霓虹灯广告比比皆是，耀眼的百货商店里挤满了来自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购物者。
    １０年前，在山西这个产煤的贫穷省份，惠里村的村民住的是各种各样的简陋小屋，没有电灯，也没有像样的住房；今天，大部分农户家里有了彩电，而且许多是新买的。
    １０年前，这里实行的是国家严格控制的中央计划经济；今天，国营部门生产的产品只占中国生产全部产品的４０％，股票市场在上海和深圳蓬勃发展，私营企业成了这个国家的生命力所在。
    在机场候机室同在中国各地飞来飞去寻求新客户的商人聊天，在北京大学同想着赚钱的学生谈话，同帮助中国实现金融机构现代化的年轻银行家交谈，同前去上海建筑工地或山西煤矿打工以赚钱在家乡办厂的工人闲谈，这些人大部分都期望他们的生活，或者至少他们子女的生活能不断改善。（这一点同大部分俄罗斯人不同，他们看不到他们国家急剧下降的经济的出路。）大部分人说，改善生活比政治自由更重要。眼下正是如此。
    我依然对中国抱有信心是有多种理由的，而且其中的一些理由是中国所特有的。
    首先是海外华人因素。中国的外国投资大部分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中国商人，以及侨居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富裕华人家庭。这些投资者同祖国有着超越他们强烈的谋利本能的感情联系。他们将继续在中国投资。
    其次是中国的节俭美德。中国人很能储蓄。现在，他们一面赚钱，一面把钱存进当地的银行，甚至存进中国新出现的互助基金。这些存款为发展提供资金。这一点同俄罗斯又不相同。在俄罗斯，任何人赚了大钱都立刻把钱转存到西方银行。
    第三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因素。年轻的专业人员、官员、企业家和双职工家庭，正在组成新的中产阶级。他们现在可以购买公寓住房，私人轿车，送子女进私立学校或到国外上大学。他们的数量已经很大。
    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务实因素。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激动人心的进展，因为邓小平把这个国家固有的务实精神的能量释放了出来。中国的座右铭变成了“如果这么做有效，那就去做”，或者用邓小平的话说，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
    政治改革也已经开始出现。例如：
    ——村庄选举现在已在全国各地举行。村庄选举开始举行的部分原因是农民对官员的腐败感到不满。
    ——制定一部法典的法律改革实际上可能已认真地开始。给外国和本国投资者以保护的需要推动了法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