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别１９９４年（四）（完） [复制链接]

（四）家庭、文化与道德
    别忘了，１９９４年是联合国宣布的“国际家庭年”，其主题是“家庭和睦与进步”。为什么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类又重视起家庭来了呢？环顾全球，战乱地区有１５００万至１８００万难民流离失所；贫穷地区有大批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孩子无钱上学沦为童工。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于此，在所谓的西方文明国家里，男男成婚、女女配偶、单亲妈妈当家的越来越多。家不像家，引发许许多多社会矛盾。现在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都有许多人在呼唤尊重传统道德。
    美国人勒特韦克在新著《没落美国梦》中承认约６％的美国人已经完全生活在第三世界的环境中，“但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地方，即使极度贫穷，至少亦有热带的斜阳，以及令人振奋的稳定家庭作安慰，而美国的穷人却连这些也没有。他们往往要过连希望也被剥削了的不正常的生活，其中很多人的孩子要在糟透了的学校、失业、犯罪、吸毒、监禁和暴力的环境下成长”。这是一位美国人写的书，他认为发达国家的穷人甚至比穷国的穷人还要惨，后者毕竟还有一个能给他点安慰的家。
    那么，发达国家的富人又如何呢？英国人兰斯利今年５月１９日也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富裕带来的麻烦：消费资本主义和前进的道路》。他认为，一种“能买就买”的文化正在整个发达世界兴起，这种现象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关系更加紧张和对政府信任程度的削弱。罪魁祸首是“竞争性个人主义”哲学。作者写道：“人们喜欢生活在一个相互关心、合作气氛较浓的环境中。但是，这种社会越来越难以建立。”
    美国宝塔尖上的富人真富。约１％的美国最富有的家庭拥有３．１万亿美元的财产，年收入５０３０亿美元，其中一半是靠收租和利息得来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及其子女过得并不幸福，吸毒、婚变、艾滋病和枪杀的阴影像魔鬼一样笼罩着他们。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不肯对本国社会作较为客观的研究，却提出了一个“东西方文化冲突论”来。据他讲，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可能联袂向西方社会挑战。他敦促西方文化圈及时团结起来加以防范，最终有效地把其他文化限制在一个无法对外扩张的环境里。
    亨廷顿闭眼不看一个事实：由于技术的进步，西方的电波无时无刻不在向东方倾泻狂吼。在本国播音不过瘾，还把电台安到别人家门口。自己如此狂热地去冲击别人，又怎么怕起东方文化的“威胁”呢？１９９４年３月，新加坡法庭判决１８岁的美国青年费伊４个月监禁和鞭打６下，因为他在１０天内给别人的１８辆汽车乱喷漆。这下子不得了了，连克林顿都出来干涉。新加坡按照法律，照打不误，只是为了给克林顿一点面子，少打了两下。鞭刑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引进新加坡的，为什么美国人打不得？
    ６年前，日本人石原慎太郎写了一本书，叫《日本可以说“不”》。今年，他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合作，又写了一本书，叫《亚洲可以说‘不’》。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今年９月对美国记者说：“（西方）靠损害社会而过分尊重个人的做法已经造成很大的混乱，给公众带来痛苦、不安全感和使他们失去安乐感。我们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吗？我们说：‘不’，我们宁肯要纪律。”
    西方不少人现在在谈论“新亚洲主义”，但谁也说不清它是个什么概念。随着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民族（或地区）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趋向将越来越明显，问题是把精华拿进来，还是把糟粕（尽管别人给它披上金装）拿进来。
    在联合国今年讨论家庭问题的大会上，加利秘书长引用了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中国人听了当然高兴，但也不会陶醉，因为孔孟之道在１９世纪毕竟没有挡住洋枪洋炮，而把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后，才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人类在１９９４年借着家庭——人类社会的最小细胞——这个题目呼唤一种能保证富而安、富而乐的道德，值得写进史册。（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