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铁窗生涯（六） [复制链接]

    第五天，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看守们也进行绝食。他们要求改善饮食和生活条件。这两场罢工加在一起，当局受不住了。当局安抚住看守，然后刑事犯们宣布胜利，停止绝食，我们第二天也结束了绝食行动。
    这是罗本岛上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抗议。但在我看来，绝食毕竟是一种消极的行动。我们已经受尽煎熬，绝食不但有害于身体，甚至危及生命。我向来主张开展更加积极的斗争，如罢工、怠工或拒绝扫除，这些行动惩罚的是当局，而不是我们自己。使当局着急，使他们气恼。而举行绝食，他们就会得意地看着我们挨饿。尽管如此，一旦我的同志们作出绝食决定，我会全力以赴地加入斗争的行列。
    很难说我们在采石场上哪样做得更多：采石灰石，还是谈话。到了１９６６年，看守们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只要老老实实干活，我们爱说多久就说多久。我们常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滔滔不绝地谈论每个话题，天天都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在罗本岛成立了自己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内部组织，正式名称为“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包括在岛上服刑的大多数非国大领导人，他们曾经是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均为里沃尼亚案中的被告：沃尔特·西苏卢、戈万·姆贝基、雷蒙德·姆拉巴和我。我出任领导。
    我们决定，最高领导机构不去设法影响外部非国大的政策。我们没有可靠的办法来估计国家局势。在我们不了解的事务上指手划脚既不公平，也不明智。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仅就狱中生活中人们所关心的日常事务作出决策，如囚犯的不满、罢工、邮件和食物问题。由于召开大会非常危险，不能常开，所以常常是最高领导机构作出决定，然后再传达给其他成员。
    我并没有想方设法地控制“最高领导机构”。事实是，我的许多建议都没有被采纳。有两个问题我从未说服过我的同志。监狱规定，当高级官员来到时，我们应该起立。我建议大家坐着不动，不要对敌人表现得毕恭毕敬。而我的同志们则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抵制的后果往往弊大于利。第二个问题被他们以同样的理由否决了。看守们对我们要么直呼其姓，要么喊我们的教名。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侮辱，提议让他们称我们为某某“先生”。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不懈地提出这个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后来，这成了笑料，同志们都不时地称我为曼德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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