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价值观念不适合亚洲 [复制链接]

    【香港《亚洲周刊》３月２日一期文章】题：亚洲之道西方的傲慢与偏见
    １９９２年初，新加坡公务员纪梭
    ·马布巴尼在波士顿参加一个高层委员会会议。与会的那批美国知识分子在卡内基现代和平基金会赞助下聚集到一起，研究世界上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应当怎样适应全球的新现实。马布巴尼发表了他所认为是观点清晰、明确无误的评论。他说，国与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已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发生在非洲和亚洲的事件影响美国人的生活，因此美国必须学会适应。令他吃惊的是，一位学术权威表示异议。这位美国人坚持认为，美国制订规则仍然不受境外事件的影响。
    现年４５岁的马布巴尼用这件事来说明一个基本论题。他在即将在《华盛顿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像它以前的每个强大社会一样，成了骄傲自大的受害者。
    它确信自己是无法受到伤害的。”他在去年为影响广泛的美国《外交》季刊撰写的一篇评论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主题：“西方价值观念并不是一张天衣无缝的网。其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必须摆脱西方的角度才能看清楚西方是怎样使自己相对衰落的。”
    这是一场正在变为全球性的辩论的一部分观点，长期以来，这场辩论看来都是一边倒的。西方的民主、人权和个人主义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选择不同于西方道路的代言人陷于守势，经常被扣上专制辩护士的帽子。亚洲文化复兴方兴未艾亚洲的经济奇迹使其设计师们信誉大增。在整个８０年代，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捍卫了亚洲的价值观念，强有力地回击了外国对这一地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干预。现在，一批新型思想家正为这些立场提供一个概念性构架，把它叫做亚洲之道。亚洲之道的基本原则包括强烈的家族观念、尊重权威、决策者意见一致、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这些思想的提倡者看来，有许多思想在美国和欧洲似乎是无法接受的，或者已被忘记。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
    ·易卜拉欣说：“亚洲文化复兴方兴未艾。”
    这种思潮也引起一些西方人的注意。麻省理工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卢西恩·派伊是一位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亚洲事务的政治学家。
    他说，从３０年代起，亚洲人便描述一种现代和传统相结合的未来。冷战结束之后，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由于李光耀的影响力，许多最直言不讳的新声音来自新加坡。新加坡人纷纷发表讲话和文章，鼓吹新加坡的替代性模式。现年５６岁的前大使许通美是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在为《国际先驱论坛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在东亚行之有效的１０项政策，其中包括人民和国家之间的一项社会契约，即国家保障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以及法律和秩序，作为交换条件，人民尊重权威和自力更生，而不实行福利主义，建设道德伦理上的清洁环境和自由而负责的报界，摒弃“在西方盛行的极端个人主义”。许通美说：“亚洲人世世代代一直学习西方，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但我希望，西方也应当心甘情愿地向东方学习，现在已经是时候了。”
    与此同时，在马来西亚，马哈蒂尔的密友、思想库负责人努尔丁·索皮伊建立了一个由来自１２个亚洲国家的１８名知识界人士组成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组，名称为“争取建立新亚洲委员会”。他们的使命是预知２０２０年的状况。对现年４９岁的努尔丁来说，“西方最好”的传统意识经历了一场“心理上的剧变”。他说：“亚洲人纷纷开始重新发现亚洲，信任亚洲，为自己是亚洲人而自豪。”东方的民主与稳定
    这些新崛起的思想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这些人士说，有些传统必须废除，“但是许多优良传统即使在社会剧变时也必须完好保存。”马来西亚战略研究所所长拉扎克认为，尊重权威是他的国家必须保持的一个亚洲特点。他承认：“我有时说不准这是尊重权威还是害怕权威。但不管怎样，它同整个稳定问题联系在一起。”
    拉扎克像许多其他人一样，认为政局的稳定，“不论是怎样获得的”都是东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亚洲思想家认为，民主必须符合每个社会的需要和愿望。他们告诫人们要警惕那种“允许个人和少数人拥有随心所欲的权利而不受约束的民主”、提防建立在“不受约束的、公开和不断的争斗原则”基础上的民主及“在竞选连任的过程中牺牲公众利益的”民主。
    亚洲需要的是“建立在亚洲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深厚基础上的”民主。这种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亚洲人对取得一致意见的重视”。
    努尔丁说：“亚洲新一代的思想家们强调的是，必须有选择地采用西方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