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文明必须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存· [复制链接]

    【日本《中央公论》月刊１２月号文章】题：驳对《文明的冲突》的批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
    我曾通过《文明的冲突》一文试图来阐述关于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文明模式的大轮廓。与其他的模式一样，在这种文明的模式中也存在着若干不能解释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模式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如果说冷战后时代的模式不是文明的模式，那究竟是什么呢？尽管批驳了我投给《外交》季刊的文章，但是，并没有提出能代替“文明的冲突”那样有说服力的方策。
    福阿德·阿贾米（对亨廷顿文章的批评者——本报注）说：“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但是，把文明与国家的关系用“控制”一词去解释，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阿贾米所说的否定国家之间的联系，即由“孤立的国家”形成的世界里。我们的世界是由多个国家群体组成的，在多种多样的水准上，共同拥有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地理和机构。而且，在更广阔水准上的统一，是由文明的同质性来实现的。如果否认这一事实，那就等于否定人类生存的现实。
    现在，持有普遍文化或普遍文明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但是，所有这些观点却经不起极简单的推敲。
    第一、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意味着共产主义历史的终结和世界上自由民主主义的普遍胜利。但是，这种想法的前提是冷战时代的思维方式，即认为，代替共产主义的唯一选择是自由民主主义，而前者的崩溃即是后者的胜利。但是，即使是现在，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政治形态，例如极权主义、国家主义、总量主义、市场共产主义，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存在着由宗教形成的世界。在现代的世界上，在赋予市民某种动机，或对市民进行动员这一点上，宗教是核心因素。苏联共产主义崩溃了，就认为西方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只是一种自负心理。
    第二、有人认为，因通信和交通工具发达而扩大的相互交流，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的确，在特定的环境中，也许是那样。然而，实际上，是在接触频繁的社会中才最频繁地发生战争。这种相互接触，加强了固有的特性，引出了对不同质的社会抵触、反抗及对立情绪。
    第三、有人认为，能形成与２０世纪西欧世界存在的文化极为相近的共同的现代文明。在现代的世界中，最为现代化的社会就是西欧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是西欧化。日本、新加坡、沙特阿拉伯是现代的繁荣社会，然而，很明显，它们并不是西欧那样的社会。
    西欧人认为，实现了现代化的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应该“像我们一样”。但是，这往往反映出西欧的傲慢，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引起“文明的冲突”的因素。斯洛文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俄罗斯人与塔吉克人，泰米尔人与斯里兰卡人，日本人与美国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属于西欧规定的一种普遍的文明，这只是脱离现实的想法而已。
    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这是无须争论的。阿贾米等人曾认为英语广泛的应用是西欧文化普遍性的根据。然而，与其他语言相比较，使用英语的人口果真在增多吗？或者恰恰相反人数正在下降？实际上，在印度和非洲等许多地区，当地固有的语言正在取代旧殖民地宗主国的语言而被利用。
    从语言的观点来看，不是什么普遍化，而是要出现混乱。莫如说，这应该看作是文化上的特性在加强。
    历史并没有结束，世界也没有归为一统。文明可使人类团结起来，而且也可以使相互之间反目成仇。只要不研究清楚文明的本质，那就不可能遏制住引起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力量。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的结论中曾指出的那样：“只有不同文明存在的世界，每一种文明都必须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