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记者乌尔曼评述上海的新面貌 [复制链接]

    【本刊讯】黎巴嫩“时代报”不久前连续刊载了法新社前驻北京记者乌尔曼以“上海，第十一年”为题所写的一篇特讯，摘要如下：
    “社会主义阵营”最大的城市背叛了它的“资本主义”过去
    “解放前”，“解放后”；在中国其他的城市中，这种对比都没有这样鲜明。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个“过去”曾是亚洲资本主义最大的都市和最象征性的地方。北京领导人在执政之后十一年，仍尽一切力量使以爱闹事闻名的上海人忘却被认为是耻辱的过去。
    在今天，这种过去只剩下了这些：外滩和它的摩天大楼，前西方领事馆紧紧关着的百叶窗，南京路和它数不清的商店，它们橱窗布置的艺术使来自简陋的北京的旅客感到惊讶，过去“西方资本家和中国买办”居住的、现在成为政府干部宿舍的红砖花园洋房，和“大世界”，从前“大世界”是“妓女和扒手”的出没之所，而今天劳动人民可以到这里来，既不用怕口袋被摸，也不用怕几乎空空如也的钱包被人扒去。仅仅在城市里就有七百万人口，总共有一千万人口。
    可是这个过于狭小的范围正向四面八方发展。现在不应再在南到黄浦江，西到旧城墙，北到浙江路，东到苏州河这一范围中去寻找真正的上海了。
    应该在这个城市四周广大郊区的十一个“工业中心”——那里纷纷建立了新工厂——和周围农村的“人民公社”中去寻找革命十一年后的上海，上海周围的农村已被划归大上海市区，毫无疑问这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行政上的原因。“华人与狗禁止入内”
    过去以“百老汇”著称的上海大厦在这里起着巴黎铁塔或帝国大厦的作用。在前面，长达三十多米的一根旗杆上牢牢地挂着一面“英国国旗”。英国领事馆或许是把过去和现在联在一起的最后联系。
    再向西走到外滩的另一端，前法国总领事馆正在等待有问题的开放，里面住着一位勉强被容忍的“领事代理人”，可是他没有任何官方地位。所有这些有一些破旧的巨大大厦中都设有一些银行、保险公司或航运公司。其中有些企业在上海留下一位代表，他主要充作人质。
    这些剩留的人物几乎每天在替他们留下的最后一个俱乐部中碰面，与其说他们交换新闻，不如说他们交换回忆。
    我的向导在上海大厦顶上指着江边上的一个正对着这个英国领事馆的公园对我说，从前那里挂着一块布告牌，写着禁止“狗与华人”入内。他自己很年青没有看到过这个布告牌，可是对所有人民来说，这种回忆成为了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制订法律的时代的象征了。同梵蒂冈无益的会谈
    我既在中国天主教的发源和中心地上海，因而我曾要求当地外事局让我访问一所教堂，和会见一位神父。人们对我说：“这不是我们的事，你可以随便走进任何教堂，如果神父同意和你谈话的话，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不好。”
    于是我就“随便”走进徐家汇天主教会的一个教堂，我看到一位很愿意谈话的神父。
    在下午，这个大教堂几乎是空无一人。到处都有着插满花的花瓶，门上挂着一分天主教日历，一切都很有秩序，并没有像到达厦门的难民所说的那样，把毛泽东的肖像代替了圣母像。
    我问到：“你们是否打算奉行分裂的宗教？”
    曹神父回答说：“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中国天主教是真正的天主教。我们奉依圣法，我们是爱国者，我们保卫我们的国家”。随后他向我这个法国人请求原谅之后，就开始猛烈攻击上海的外国传教士，其中大多数是法国人。
    可是在中国，尽管有一些惊人的成就，它从没有征服广大的人民群众，天主教受到一种比分裂派更严重的危险的袭击：纯粹和完全的遗忘。（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