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前总理富尔所写访华观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共产主义的前途和东西方关系”（摘要） [复制链接]

    【本刊讯】法国前总理富尔在他所著“１９５７年的中国”最后一篇文章中谈到他访华观感的结论说，正象前几篇中已经说过的，中国经济现在的演变并不是在走向共产主义的旅程上有所退缩，而是在走向完成社会主义化。
    富尔然后在他的题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前途和东西方关系”的第七篇文章中，分析了他得出这种结论的根据。他说，要估计共产主义中国的前途，应该考虑到以下三种情况：一、政权从赖以建立的历史条件中，从应该归功于这个政权的不容否认的国内外民族复兴中吸取了特殊力量。
    二、我们已经分析过的经济结构特别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因而创设的条件比苏俄建立共产主义时有利（当然，更不用说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了）：在农业方面比较有利，这是因为畜牧业微不足道（畜牧业是最不易实行集体经营方式的部门），也是由于可耕地面积极小，灌溉的需要有限。在小商业方面比较有利，这是因为销售点极多，也是因为暂时在“受统制的领域外”保存了许多居间经营者。在工业和大商业方面比较有利，这是因为保存了有经验的资产阶级干部。
    三、中国尽管日益进步，从生产、技术和生产者本身（有大批文盲）三方面来看，却仍然是一个经济上十分落后的国家。
    富尔说，但是，我旅行中国所获得的印象证实了我在旅行苏联、特别是前土耳克斯坦之后的见解。同马克思主义学说所断言的相反，集体经济制度特别适合于落后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至少集体经济制度对于先进经济而言几乎是不可忍受的。诚然，要是说凡是落后国家就必然是共产主义生长的园地，这是过甚其词的。但是，我想，如果想要使落后国家避免这条道路，就必须不仅象已经开始做的那样给它们以贷款和专家，还要促使它们采取足以使它们获得类似集体组织经济初期会获得的利益的经营方式。
    但是，如果说无疑有可能在还没有建立共产主义的落后国家避免建立共产主义，那么要在已经建立的地方予以拔除，一定是困难得多。我甚至认为：这是用外来行动或外来阻碍所办不到的。假定人们希望得到这个结果，就只能等待事物本身演变。因此，不应当阻碍，而是要促进这种演变。
    事实上，在基础已经组织起来之后，当情况日益改善的时候，提高生活水平就成为可能的了。劳动者要求从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中获得利益。尽管受到思想观念上的引诱或警察方式的强制，人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了。生产者的水平在按照生产水平的同一速度提高。随着指标曲线的上升，要求改善生活的意志也高涨了。
    生产者作为生产者提出要求，但是也作为消费者，而且还要作为公民提出要求，因为生活水平和职业修养并行的提高使他更加迫切地感到了精神方面的种种需要。按照实现集体经济的逻辑本身，集体经济创设对自由经济或合营经济有效的因素。改造了或者消灭了资本家的共产主义，也能够创设这种因素。即使不作出这样明确的结论，从苏联的例证来看，又怎能否认已经出现朝向一种非共产主义制度、至少是朝向一种新型共产主义制度的趋势？
    唯一的希望就在这种演变之中，那就是不仅促使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在日后互相接近，我自己相信这种互相接近将因为建立起共同水平而得以实现，而且促使各国人民互相更加了解、促成缓和国际政治局势。
    我们应该完全重新考虑我们在东西方关系方面的政策，特别是重新考虑对待人民中国的政策。苏联最近在若干问题上同我们有更为尖锐的纠纷，它无日不使我们疑惧它心怀叵测，而我们对待人民中国却比对待苏联严厉得多、敌视得多，这岂不是荒唐吗？
    必须火速解决关键性的福摩萨（台湾）问题。诚然，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人民中国、美国和福摩萨地方当局。但是，它也必然牵涉到西方其他国家，无论这些国家是象英国那样已经承认中国，还是象法国这样没有承认中国。福摩萨问题主要牵涉到所谓西方战略，这个战略目前遭到最严重的失败：采取消极态度而处于分裂。
    在我同中国领袖交谈之后，我十分明确地感到：福摩萨地位问题是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的。这种解决在今天是可能的。由于时间对中国领袖们有利，他们在将来只会表现出更难对付。他们不想以武力征服那个岛屿，可是谁又想重新征服大陆呢？台北事件已经使很多人看明白形势。
    我们目前的一张主要王牌就是放弃幻想。甚至根本不是放弃把台北中国当作世界上第五强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的幻想的问题，而是要消除用来代替的“两个中国”的幻想。这是使我们的对手最感不安的，他们丝毫也不讳言这一点。我们抓住这种幻想，今天还有一些交换价值、订契约的价值。不久，这种价值就会减少，再过不久，就会一点价值也没有了。
    无论福摩萨问题是否解决，当然也必须改进和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关系。我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同一位我所十分敬重的政治家（指杜勒斯——原编者注）的意见矛盾。我们的抵制和拒绝态度，是同我们所希望获得的结果背道而驰的。
    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新近获得独立的人民，是敏感的。就中国而言，它的雄厚无比的力量和根深蒂固的古老传统之间形成异常鲜明的对比，在新生意志照耀之下显得既骄傲而又谦虚，正如我在毛泽东身上看出的，沉重之感和自信交织在一起；因此，这种敏感是只能够推至极端的。
    很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放弃了军事战略。我们愿不愿意放弃心理战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