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知识分子在香港 [复制链接]

    【香港《文汇报》七月二十日专题报道】题：内地知识分子在香港
    谢玲的自杀曾经在本港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震荡。谢玲的死，虽然在内地来港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代表性，但是她来港后的际遇却是颇为典型的。普遍生活在社会低下层近几年内地移民政策开放，每年都有数万人申请移民来港生活。在这些人士中，有一小部分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来港后各种各样际遇都有，但较普遍的却是难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学识，并生活在社会的低下层。
    港府对新移民基本上缺乏一套积极的政策。港府认为新移民也是香港市民，毋须为他们作特别的服务。但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新移民（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来港后常常受到文化、语言、就业等方面的困扰。特别是总感到被周围市民和社会所歧视。据社联和岭南学院去年八月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八百四十五位绿印者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点二觉得受到歧视。而六成认为在工作和专业资格方面的歧视最为普遍。遭受学非而用的痛苦内地来的知识分子除了受到一般的新移民所受到的困扰之外，还受到工作学非所用的痛苦。在耳闻目睹的例于中，有不少是在内地当护士长的，来港只能当登记护士；在内地做医生的，来港后只能去做看更；在内地当工程师的，现在只能在厂里干杂工。还有在国内做讲师的，来港后连小学的门褴都迈不进去。特别是政府部门，几乎完全将在大陆获得学位的人才拒绝在公务员的行列之外。不但如此，一些专业协会还受到有关方面的警告，如果他们吸收大陆毕业资格的成员，则他们的其他会员都可能被排除在专业职级雇员的招聘行列之外。幸运的始终是少数但是亦有少数专业团体不理会警告而吸纳大陆资格的成员，例如一些工程师学会。而一些私人雇主近来亦选择性地聘请了少数内地来港的专业人士。
    另外“准用教师”职位的设立和非英联邦医生考试亦为新移民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些机会。本港的私人机构虽然仍未能做到一视同仁地看待来港内地知识分子，但仍然为特别出色的专业人士提供了一定的机会。
    但幸运的始终是少数。大多数内地来港知识分子目前仍在看更、小贩、杂工或极其普通的文事工作的领域中打滚。吴教授毅然返内地谢玲因怀才不遇、生活忧困而走上了自杀道路，但亦有少数的知识分子因来港后无法学以致用而毅然重新回国内从事自己专业工作。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吴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
    吴教授在七九年与他太太和女儿来港定居。他当时已六十多岁，来港无法找到教师的工作，也无法继续研究印尼语，后来他凭一个学生的关系才在一间小型的图书出版公司找到一份翻译的工作，月薪一千元，每天要翻译到指定的字数才能放工。他在北大做教授时，住的教授宿舍是一座两层的小型花园洋房。来港后为了清静，他和太太女儿起先在湾仔近山边的大厦租了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间，月租是四百八十元。住了几个月后，因为太太没有工作，女儿在工厂当女工的薪水微薄，所以生活发生了困难。为了节约一点租金，不久他们搬到了筲箕湾区居住，而后来还通过熟人在红区找到了一个较小的、租金又再便宜一点的房间。两次搬家，都是为了要节省一点租金。一年后，吴教授经过反复思考，终于作出了抉择，重新返回国内，而北京大学对他亦表示欢迎，重新安排他担任印尼语专家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