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为何冷落亚洲人？ [复制链接]

    诺贝尔文学奖自一九○一年颁发以来，在八十一名获奖人中，亚洲人仅两位，一位是一九一三年获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另一位是一九六八年获奖的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这同七十九位获奖的欧美文人相比，真是凤毛麟角。难道亚洲人同诺贝尔文学奖没什么缘分？香港《亚洲周刊》在走访世界和亚洲各国文坛作家之后认为，本世纪亚洲作家取得的文学成就并不亚于西方各国，一些文学巨匠足可与获奖者媲美。其中造诣最高的可推日本的井上靖、中国的巴金和印度尼西亚的普拉穆迪亚。
    井上靖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日本笔会会长，日本现代文学博物馆名誉馆长，当代日本文坛的泰斗，曾先后获得一九五○年日本的芥川奖。一九六四年意大利的广播电视国际大奖和一九六九年葡萄牙的唐·恩里克王子勋章。日本新闻界早就翘首以待，这顶世人瞩目的桂冠会戴到这位文学巨擘的头上，于是年年在瑞典文学院宣布名单的当天派出记者，前往井上靖宅邸，期待井上靖荣获桂冠的历史性时刻。然而年年聚会，年年落空。失望之余，他们把一九八一年的聚会变成了记者招待会，讨论井上靖为何总是不能跻身于这一世界荣誉获得者之列。
    巴金是一位声名远扬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作家。瑞典华人学者黄祖瑜和美籍华人学者聂华苓对他推崇备至。黄祖瑜去年在瑞典一家报纸上著文说，巴金的代表作《家》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包括瑞典文，他将提名巴金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聂华苓作为一九八二年诺伊斯塔特国际奖的评选委员会成员之一，曾提名把该奖授予巴金。她还说，法国一些汉学家已计划向瑞典文学院推荐巴金，条陈其卓然超群的成就。
    印度尼西亚的普拉穆迪亚在国际上有一大批追随者。他们认为：“普拉穆迪亚作品深刻的思想和感人的力量，他向我们展示的一个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发展中国家的画面，以及这个国家在以往殖民枷锁下所受的苦难和为此进行斗争的独特经历，都可使他当之无愧地领受文坛这一最高荣誉。”
    印度纳拉扬也是受人推崇的作家。一位美国外交官曾说：“我不知道全世界有谁能象他那样出色地反映自己身处的社会。他文笔优雅、幽默，却又不失之于肤浅。”《亚洲周刊》还列举了如菲律宾的西奥尼尔·何塞、中国的丁玲、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等亚洲其他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已引起了世界文坛的注意。谁又能说，他们就不具备荣获桂冠的资格呢？
    然而，诺贝尔文学奖为何竟如此冷落亚洲的作家呢？马来西亚诗人巴赫鲁丁·扎伊纳尔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瑞典文学院评奖委员会的成员首先考虑的人选总是白人、犹太人和反共作家；二是这些人对亚洲的作家和作品极不熟悉；三是亚洲文坛同仁很少进行必要的宣传。
    赞成这种看法的人为数不少。他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国家的文学奖，是欧洲中心主义在作祟。澳大利亚华人作家卡斯特罗说得更尖锐，指出这是文化霸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于伦斯滕也承认，欧洲中心主义确实存在，而且在颁发诺贝尔奖的头几十年里，评奖委员会中这一情况尤其严重。
    至于说到第二个问题，印度尼西亚诗人阿利斯亚巴纳怀疑，瑞典文学院是否懂得用欧洲文字以外的文字写的作品。新加坡国立大学英语教授苏姆博就说，欧洲文字“源出同族，关系相近，有着连续性，相互翻译的数量也多，质量也好，所有这些使他们的作家更能为人熟悉”。此外，也就是巴赫鲁丁提出的第三点，亚洲优秀作品向外宣传介绍太少。
    大多数人认为，亚洲现代文学艺术已经处在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现在是亚洲作家、批评家和新闻工作者向世界广泛介绍自己同胞的作品的时候了。
    （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