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孤单的背影 [复制链接]

    【香港《百姓》杂志六月一日一期文章】题：那孤单的背影——记在台北晤陈映真（作者冯伟才）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我心仪已久的小说家——陈映真。
    曾经跟朋友说过，我认为陈映真是当代中国（包括大陆、台湾）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我这个看法，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但他这两年发表的作品，却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
    他的作品我差不多全看过，他的一些想法、一些遭遇，我也知道不少，而最主要的，他在文学上和对人生以及作为中国人的态度，是自鲁迅之后给我启发最大的一个。他在台湾是一个政治上被敏感地“另眼相看”的人。
    陈映真的好友蒋勋，在谈到陈映真早期的小说时这样写道：
    “陈映真早期小说主人公象《我的弟弟康雄》、《家》、《故乡》、《乡村的教师》，主人公们的变化几乎都是一个公式。出现的时候，都是充满理想主义的、热情的、非常善良的、要想改革社会的。然后中间一下子转变、堕落。那是为什么？中间好象都是一个空白。”
    我在一篇讨论陈映真早期小说的文章中，曾试图探讨这个“空白”是什么。总括来说，那是作者通过人物的堕落转变来表现对当时政权的不满和悲观绝望，说得具体一点，那是他借小说来批评国民党政权的高压统治。
    我把这个想法当面问陈映真。
    陈映真说他只是写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理想的幻灭。对于那个“空白”，他作了这样的解释：“台湾光复后，曾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知识分子，因为对过去日本统治者不满，相对地对国民党怀有热情，以为大家可以一起合力建设台湾，但后来接触国民党后，发觉跟他们的理想不同。他们一厢情愿，以为光复后台湾就会好起来，结果事与愿违，加上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们就悲观起来，理想也幻灭了。”
    陈映真早期小说充满“死亡”的意象。我在上述的文章中认为，那是他渴望令人窒息的现实不再存在，或是腐朽衰老的东西（政权）灭亡的一种象征。陈映真，说他只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不想用小说来解释政治。不过，陈映真还是谈到他小说中“死亡”的意义：“我在写那些小说的时期，思想有了一些变化。那时候我读了一些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对三十年代有了一些想法，对社会主义有了粗浅的认识。但在现实中，我不能把这些想法表现出来，便只有透过小说，把当时的理想表现出来，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在矛盾中有苦闷，所以就以死亡作为象征。”
    陈映真早期的小说，就象其作者一样，是一个趋向成熟的过程。起初是悲观、绝望，然后是渴望着衰老的东西死亡，再后来则希望一种新的生命取代旧的。我问陈映真，他这种新生的力量是否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他说：‘‘我在小说里描写新生命的诞生，其实不过是给自己找一个希望罢了。在面对黑暗的时候，人的反应不是悲观就是希望。”然而，他刚把他的希望表达出来不久，就遭到了牢狱之灾。他说：“我由三十岁坐牢到三十七岁，在牢里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历史，亲身感受到历史的发生；整个世界的变化，都对里面产生影响。那几年的锻炼，的确给了我一点力量。”
    透过坐牢的体会，以及他所接触的比他的苦难更深更重的难友，陈映真对台湾五十年代的历史有了更深邃的认识。这两年他写了《山路》、《铃铛花》两篇被称为政治小说的作品，试图探索这段前行者走过的道路。他说：“五十年代的台湾，是风暴的年代，是生与死、爱与恨、希望与幻灭……的年代，”
    在以台湾为背景的小说家中，陈映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作品中的中国性，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他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承传性。我说的是在台湾成长的小说家中，许多因为政治环境的关系，断绝了五四现代文学的传统，但在陈映真的小说中，却没有给人这个感觉。我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就常常想到鲁迅。《鞭子和提灯》中那个“可笑的乡下老头”不就是阿Ｑ吗？《乡村的教师》中那位讲吃人的，不是有《狂人日记》的影子吗？《死者》、《家》的语言，不是令人想到《故乡》吗？一问陈映真，他就直认不讳：鲁迅的作品，影响了他的创作和作人的态度。他说：“小时候接触了鲁迅的作品，给了我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他的爱国情怀。因为看了《阿Ｑ正传》那些小说，使我没有受到断绝传统的影响，也使我更爱中国；二是他的精神，鲁迅在他的愤怒和仇恨后面，有着更深刻的爱；三是语言，中国近代文学创作，很少有超过鲁迅的；四是通过鲁迅，使我早就对现代派抱持着批评的态度。”在高度商业化的台湾社会中，他要有所写而写，所以就不能利用写作赚钱，而要把时间花在生意上。他说，他用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去做生意，余下来的则用来写作。
    陈映真对今天的中国（包括大陆、台湾）的看法是怎样呢？他说，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大陆和台湾的影响。他说：“我跟外国人打过交道。他们那些私人公司，在政治上的渗透力和控制人的思想，比任何国家都强。我们中国人对他们了解不够，目下有些国家进步的知识分子，就看得比较清楚。”就象拉丁美洲国家一些知识分子一样，他大声疾呼要同胞抗拒资本主义强国对自己国家的侵蚀，但在台湾，那种反应是令他感到痛心的。
    “我觉得自己很孤单，”陈映真的声音令人感到有点悲凉味，“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到今天还是一个人。反台独文学、提倡第三世界文学，我都很孤立。”他说。
    分别时，我望着他宽阔的肩膀，孤单的背影，真想对他说：“你不会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