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印经济发展 讨论我国人民公社 [复制链接]

    与会者认为，中国物质进步速度惊人，对世界的影响不可抗拒，但有人硬说印度比中国有更多的“自由”。
    与会者说，我国土地改革彻底，农民干劲冲天而印度农民却处境被动。
    关于人民公社，有人认为它来自农民，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但也有人对我人民公社故表怀疑，胡说公社在某些地区受到“相当激烈的反抗，，。
    【本刊讯】巴黎“法兰西观察家”周刊７月１６日以“我们时代中的头号问题”为题刊载有关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座谈会的纪录现将有关我国部分摘要如下：“法兰西观察家”编者按：参加这次座谈会除本刊的弗朗索瓦费日多外，计有四人很了解亚洲两个主要国家——即中国和印度——的人。他们是：
    蒂波尔·孟德——他写了许多关于不发达国家的书，在印度居住一个时期后，刚好在中国进行过考察访问。
    夏耳·贝特兰姆——实用科学学院院长，法国最好的计划学理论家，他曾经为印度工作一年半，帮助制定印度的经济建设计划，后来又在中国访问过。
    欧恩·拉铁摩尔教授——他的关于革命前中国社会学的作品是权威性的。
    雷纳·杜蒙教授——农业问题专家，曾仔细研究过中国和印度的经验。中印经济发展
    弗朗索瓦·费日多：庞大的亚非世界都十分关切地注视着印度和中国两大国家所进行的试验。这两种试验是竞争性的。前者显然效法了苏联的榜样，后者却向西方学习。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中，问题在于尽快解决我们时代的头号问题：不发达国家的改造和现代化问题。
    蒂波尔·孟德：作总结首先要考虑价值。这一切取决于你们认为印度和中国的成就中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不容讨论：中国物质上的进步比印度的要迅速和惊人得多，但是在印度显然存在着某些在中国完全被取消了的自由。如果你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人们认为物质进步比某些自由还要重要，那么，无疑地中国的影响在亚洲、甚至超过亚洲之外都是不可抗拒的。
    夏耳·贝特兰姆：我认为，在不久后，我们将不再是比较两种发展速度，而是比较中国的成功和印度的失败了。不幸的是，印度的前景不是发展，那怕是迟缓的发展也不是。
    雷纳·杜蒙：印度人十年来每年平均进口粮食二百五十万吨，这样他们的农产品贸易平衡只能勉强维持；农产品出口只够支付农产品进口，于是就没有钱来购买机器。最使曾经去过中国和印度的旅客吃惊的就是人们不去使群众“进行生产”。在每个中国村落里，每天都有一队或几队人进行土壤改良、水利工程或造林等工作。土地改革和农民的主动性弗朗索瓦·费日多：你们都同意，在争取经济发展的竞赛中，中国由于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主义和使农民成为有土地的人，因而得到成功。为什么印度截至目前还未能采取这种解决办法？
    欧恩·拉铁摩尔：甘地曾为十分缺乏纪律的人民建立了纪律，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纪律。这种纪律仅限于执行一个政治总部的指示而已。在中国，政权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土地改革的开始，是为了在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参加游击队同日本人作战时能用一些紧急办法保证生产。因此政权早在后来胜利以前就同农民结成同盟，这就是为什么当共产党人决定来一个什么新的转折时，他们就依靠没有削弱的农民干劲。
    夏耳·贝特兰姆：我还要谈“消极的纪律”。事实上，目前的印度农民一点也不主动、不想办法。它等待政府和行政当局采取措施，而行政也维持农民的这种思想状态。结果制度就裹足不前。相反地，在中国我们看到农民们主动想办法。
    在中国，最小的技术改革都能大大提高生产，因为这种改革自发地迅速遍及全国。在印度，通过政府而设法普及的新技术，在下面没有反应，因为农民缺乏合作精神和主动性。
    雷纳·杜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孟加拉地区尽管拥有两个旧的灌溉系统而且又新建了两个水渠体系，但在旱季只有１４％的土地可以耕种，而广东平原却可以耕种８０％的土地。结果，（印度）的（农业）生产就完全不足。相反，从土地改革开始，中国政府就吸引每户农民进行地方性（水土）工程。我国人民公社
    弗朗索瓦·费日多：：中国领导人在消灭封建主义和大力依靠农民群众的革命劲头后又把群众引向集体化。在１９４９年土改和１９５８年收成之问，是一整套加速的发展过程，它的原因尚待澄清。在１９５８年人们建立了“人民公社”。无论如何，这一切似乎是人们在把农民的私人财物移交给合作社之后，现正通过公社，实行农业国有化。这样我们就不是面临着革命的第二阶段，而是面临着第二次革命——建立国家的农业垄断。其激进程度超过俄国人在这一方面所作过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假设农民的干劲能保持多少？尽管农业生产有了惊人的增加，是否应该期待早晚都会有人对政权的“好大喜功主义”表示反对呢？或者是否应该认为官方宣传关于农民的主动性在公社的建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是真的吗？
    雷纳·杜蒙：应该把“土改”和“集体化”分开。土地改革符合大多数贫农的愿望。集体化的这个第二阶段在我看来似乎是党决定的，但无疑由大多数农民所“接受”。农民感谢党进行了第一次土地改革。而且也不知道这种集体化究竟引向何处。无论如何，没有出现任何能同人们目前还在各国人民民主国家和在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２年在苏联所遇到的那种敌视态度，因为在集体化后，中国的农业生产有了显著提高。要衡量农民们对“公社”的态度，同样应该等待“公社”对人民生活水平将有何影响。这是最好的考验。
    夏耳·贝特兰姆：中国合作社之所以能够巩固，是由于投资计划的巧妙执行。投资的分配使得人们迅速地增加了生产，从而使生活水平立即得到改善。关于人民公社，我愿意在这里发表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多地来自基层而不是来自上面的运动，目前的真正问题在于引导和控制这项运动。
    弗朗索瓦·费日多：来自农民基层，或是基层党员呢？
    夏耳·贝特兰姆：来！自农民。我相信人民公社符合中国农民对未米社会的想象。至于共产党，它最近的决定表明它力图避免人们在这个方向走得太快和太远。
    蒂波尔·孟德：我认为目前在中国有一种农民“激进”阶层——它已经由新政权培养出来了——，“公社”运动大致是从这一阶层产生出来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某些地区出现了相当激烈的反抗。我看“公社”问同同人口的迅速增加有关。如果要使人口过多从负担变成一项有利条件，就应该改组各个生产部门，以便尽量节约和充分使用劳动力。在这一方面，“公社”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的最有效和最合宜的解决办法。
    蒂波尔·孟德：我要强调指出一点，我认为这在亚洲的复杂情况中十分重要。我在中国访问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救世主精神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