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与干涉（二） [复制链接]

    一九一一年八月，西园寺内阁成立，孙先生又致书宫崎，托请犬养与新内阁交涉，希能改变对华政策，并许其入境，不久，武昌起义，从此展开了新的局面。二、辛亥革命爆发与日本肆应当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以“中华民国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通告各国，宣示其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时，列强互相牵制，终于宣告中立。但日本不予作复，惟恐革命军危害其在华权益，立即增派军舰至长江下游一带，一面保护大冶铁矿，一面监视革命军的行动。日本外务省甚至与军部密商，决定支援清室。嗣因美国的警告，不敢明目张胆的干涉，只能暂持观望态度，但不久即应清廷之要求，授意泰平组合代理店大仓组（洋行，日本在华军火商）与清政府陆军部缔结契约，售予一批军火（大多是日俄战争时所剩下来的劣械废弹）。另一方面，参谋本部亦在考虑将武器供给革命军，此议虽遭首相西园寺与外相内田反对，但内相原敬却另有所见。盖原敬以为中国局势既陷于混沌，一边倒的外交理论并非上策。
    革命爆发后二周，即十月二十四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对华政策方案，确立根本方针：为了“永久维持现状”，对满洲问题暂持观望态度（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始作根本的解决），至于今后目标，端在维护日本在华势力，但以不刺激清室与革命军双方，同时保持与列强间的协调关系为原则。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所决定的方针所以仅止于原则性的提示，而不能彻底的执行，主要是对于辛亥革命之本质以及事态之发展缺乏明确的认识与判断，此由内田与原敬对中国情势之“混沌”表示极端困惑即可看出。但这只是表面上而已，实际上在幕后则有军部甚至政府内部种种值得注目的动向，尤其以陆军为最。陆相石本新六即曾拟定出兵占领中国各地几个重要据点的计划，虽未作最后决定，但强调满洲单独出兵以及与列强共同出兵华北的必要。其实此一干涉计划早在一九一○年十一月，即与参谋本部交换意见时已完成。
    日本海军亦在十月十四日，拟订占领大沽的计划，并得内大臣桂太郎的同意。这些动向对西园寺内阁的政策当不无影响。
    十月下旬，革命军势力愈张，形势愈急，驻华日使伊集院彦吉不仅屡次禀请日本政府速谋有效对策——派遣军舰、陆军，甚至提出“清国三分案”，企图在华南、华中建立两个独立国，仅留华北仍由清室统治，借以分化中国。
    但日本自忖实力不足，准备不及，只能密切注视列强动向，继续采取观望态度。尤其在没有得到同盟国——英国的谅解之前，绝不轻易考虑派兵问题。三、日本策划共同干涉政策之失败
    到了十一月初，驻滦州的清军（张绍曾率领）有响应革命军之举动，日使伊集院深恐革命党人在华北起事，将影响日本的权益，几次电请日本政府速派海陆军。内田外相对于派兵问题颇为慎重，因令伊集院与英使朱尔典（ＳｉｒＪｏｈｎＮ．Ｊｏｒｄａｎ）磋商。朱尔典认为滦州驻军之兵变将危及京津线，建议由列强派兵保护。外相内田欣见时机来临，遂力主山海关以东铁路由日本单独保卫的原则。易言之，即将京津线的保卫变为京奉线的保卫。这一扩大派兵范围的提议，无疑是日本想乘机派兵进占南满。英国虽原则上同意日本单独守卫关外铁路的原则，但强调必须在确认关外铁路危险的事实始能采取军事行动，目前尚未至必要的阶段。其后虽在有限度的条件下，经北京公使团决议出兵，但派兵人数既少，范围亦小，影响并不大。
    其间又有满铁总裁中村是公等所策动，怂恿革命党员王国柱起事，扰乱南满的秩序，以为日本出兵契机的谋略，此一密谋因受清廷与外国领事的注意，以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等的反对而作罢。
    当列强正勾心斗角，互探虚实之际，中国内部的情况亦在变动之中。革命发生后不久，清廷即决定起用隐居河南的袁世凯。在北京政坛之中，袁氏的确为一举足轻重的人物，且极受外人重视。袁氏见有机可乘，故作推托之后，即东山再起，于十一月中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袁的登场将注定日本援清外交的失败。日使伊集院与袁氏会商之后，判断袁氏并无收拾时局的方针，甚至相信袁氏同意日方所极力主张之君主立宪制最适于中国的说法。事实上，赞同中国今后政体宜采君主立宪制的，不仅限于日本，美国一部分人士亦有同样的看法。在此情况下，内田外相乃倾向于“主动外交”，决定从事策划列强协力促成中国采取君主立宪制以解决纷争。至此，日本的对华政策遂由观望一变而为干涉。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时局之大方针”，明白表示对辛亥革命列国共同干涉的方针。日本的报纸亦“开始倡导干涉之说”。日本政策之所以改变，除了元老以及部分拥护山县等积极干涉论的官僚政客们的压力之外，可能由于判断袁氏有意以君主立宪制收拾残局，而且认为英国表明中立态度，日本先行策动较为有利。英国虽赞同在清室统治下成立立宪政体的方案，却反对外国的干涉。此时日本的外交始终唯英国马首是瞻，因而再度采取观望态度。其实，就在日本转趋积极，企图干涉中国革命之际，袁氏与英使朱尔典之间，已在幕后部署南北和议。
    十二月二日，在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飞的斡旋之下，革命军黎元洪与清军冯国璋在汉口缔结一项为期三天的休战条约，其后又重订延长休战协定。（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