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与干涉（一） [复制链接]

前言
    在二十世纪初，日本人对中国革命运动确实出力不少，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援助，也是一段富有色彩而饶有兴趣的故事，这可说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辛亥革命爆发时，在列强之中与中国关系最深的莫过于日本。日本的侵华野心非一朝夕，武昌起义实予日本以可乘之机。日本朝野各方对于辛亥革命的态度并不一致，大体而言，民间颇多赞助革命（虽其动机并不单纯），而元老及当政的西园寺内阁则倾向于维护清室，至于陆军及“大陆浪人”则醉
    心于所谓“满蒙独立运动”，藉以独占南满的权益，并进而攫夺内蒙。虽然日本内部的意见颇为分歧，但有一共同的看法，即认定中国的动乱实为日本千载一时之良机，正可利用之以扩展其在华利益。
    日本政府自始即坚持“君主立宪制”的立场，全力扶持清室，盖不愿中国出现一个与它不同政体的民主共和国，更不希望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只期待腐败的满清政权苟延残喘，以利其宰割。但因中国内部局势的剧变，以及国际情势的错综复杂，日本的“拥清反革”政策完全破产。及至袁世凯受英国的幕后支持，展现共和局面以后，日本愤而暗中支持南方的革命党，藉与袁氏政权对抗，复因经济侵略的野心过炽，这种“两面外交”亦遭受革命党的杯葛而失败。
    日本对中国干涉政策既不能实现，于是为了挽救外交上的颓势，乃思与俄国勾结，以巩固并扩展其在我东北及内蒙的特殊权益，而于一九一二年七月，与俄国订立第三次日俄密约。同时设法阻止列强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另提交换条件，以图遂行其敲诈之目的。
    日本是一个“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军国主义国家，军阀及财阀实为侵略中国的主谋者，由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因应过程中，已可窥出军部对“满蒙问题”最为热衷，而财阀则志在攫夺华中、华南一带的经济特权。至于民间团体或“大陆浪人”，虽态度各有不同，但大多数都想利用革命党。惟仍有少数人如宫崎寅藏等始终诚心支持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以下仅就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政策及各方的态度加以叙述与分析。一、革命运动的根据地
    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凡四十年，自一八九五年首次革命——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亡命日本，即以日本为根据地，直到一九二四年最后一次赴日，前后达三十年，其间共有十五次东渡，实际旅日时间亦达九年数个月之久，与日本朝野人士的结交极为广泛，因而“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且认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中山先生之所以选择日本为策动革命的根据地，一因“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策划”，一因革命举兵在需要军费与武器弹药的供给，俱有赖海外华侨或外国人的支援，而日本各界人士对此实极热心（姑不论其动机如何），且自一九○○年拳乱之后，留日学生激增，革命组织与宣传转趋积极，足见日本正具备优厚的条件。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山先生乘轮潜往日本，暂居横滨，这是中山先生亡命日本之始，也是此后国民革命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的开端。但此次逗留时间极短，与革命党人交往的日本友人只有菅原传、曾根俊虎与宫崎寅藏（滔天）等数人而已。
    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山先生前后赴日达十一次之多，共住了六年之久。在日本筹划革命最为积极，所受日本友人资助亦最多，其中较重要的，有一八九八年日人促成中山先生与保皇党的康有为合作、一八九九年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一九○○年的惠州起义与一九○五年同盟会的促成等。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尤具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日本友人对革命党人的援助方面，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在日本的“志士”之中，与中山先生思想最接近的宫崎，由于中国革命之屡次挫折，自惠州起义后，即改行为“浪曲”师（浪曲或称浪花节，类似鼓词）。这正显示在政治上、财政上既无独立基础，又无有力后援的民主主义者，已逐渐脱离了支援中国革命的主流地位，反之，以扩张国权为目标，国粹主义色彩日浓的玄洋社及黑龙会之流的民间人士，却在日本企业界的财政支持下，加深其与同盟会之关系。
    一九○七年，日本政府居然加强其对革命党人的压制，并决定驱逐中山先生出境。但约定三年后允许再入境，并馈赠七千日元。
    其后萍乡、醴陵、钦廉等役，日人亦多参加者，惟孙先生离开日本之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同志之间发生龃龉，日人同志间亦分成两派，以致萱野等返日购买武器计划屡失时机，未能顺利进行，引起孙先生对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等人的不满，遂将一切委诸宫崎。
    孙先生在安南、星岛等地继续策动革命，均归失败，乃再作周游世界之计，但欧美距中国过于遥远，有鞭长莫及之慨，乃于一九一○年致函宫崎，请犬养毅与头山满，游说桂（太郎）内阁的陆相寺内正毅。旋于六月十日，不顾日本政府禁止入境之令，秘抵横滨，并化名“高野”，居于宫崎家，然不久为日本政府所探悉，于下旬即被迫离日，转往新加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