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一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文章：《中国：一个共和国的生命受到考验》 [复制链接]

    【《纽约时报》一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刊登俄亥俄州前美参议员西奥多·伯顿的文章】题：中国：一个共和国的生命受到考验
    过去九年里，作为守旧平静之乡的中国发生了种种变化，其程度同急风暴雨中的欧洲所发生的变化一样惊人。在帝制政权持续了四千多年之后，一场反对满清王朝、支持建立民国的起义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扬子江畔汉口对面的武昌爆发了。有两类军人参加斗争。一类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指挥的帝国军队，另一类是中国二十二个省的地方当局控制的地方军队。地方军，尤其是华南的地方军，多数支持起义。
    经过一场各有胜负的短暂冲突之后，革命者占了上风，攻占汉口、上海、南京和广州等著名城市。南京颁布了临时约法，孙逸仙先生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当选为新建立的共和国的大总统。
    在爆发革命前，中国有两派互相对立的思想：一派赞成建立共和，另一派赞成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中国的权势极大、思想反动的女人慈禧太后，直到她在一九○八年去世前实际上一直掌握着控制权。她在本世纪初认识到了进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她在一九○七年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其中包括一位亲王），研究其他国家的制度。慈禧太后认识到，不能再把别的国家视为化外之夷，而应当在治理中国时考虑他们的方法。她死后，在一九○九年建立了各省的议会，还许诺在一九一五年召开国会会议，后来又改为一九一三年。在一九一○年，组成了一个有二百名议员的称之为资政院的国会。其中半数议员是帝国政府挑选的，另一半议员是省议会推选的。由于半数议员是指定的，人们无疑预料整个国会将受皇帝的控制，但是这种期望落空了，因为省议会挑选的那些人中包括许多激进分子，他们比皇帝亲自挑选的人敢想敢说得多，能干得多，因而他们的影响占了上风。
    在起义过程中，已被削职为民又被重新起用支持清室的袁世凯，看来主张对君主制作体制改革。他指派了代表去同南方的叛乱分子磋商。然而谈判失败了。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国的娃娃皇帝发出了一道可怜的上谕，承认自己的软弱和错误并宣布退位，满清君主政体就此结束。
    几个世纪来，在中国一直有很多秘密政治结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国民党。这是一个反满组织，据说，它在国内外的党员有三十九万人。
    民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遇到惊涛骇浪。谋私利的野心、阴谋诡计、暗算和反暗算的斗争都表现得十分明显。紧接着皇帝退位，孙逸仙辞职并要求推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和统一中国的愿望。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袁世凯在南京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然后于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又在北京被选为任期五年的大总统。
    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在北京选举出代表中国所有各省的国会并举行会议。国会的第一项任务是制定一部宪法，但是它的唯一成就是为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做了准备。袁世凯总统在当选的第二个月便把国会解散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他发出通告，宣布他要僭取皇位的意图。有些省份随即起义。次年三月，袁世凯收回了他的通告。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短暂的统治比被推翻的皇朝更专制。他的继承人黎元洪总统于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重新召开国会。次年，中国有一位将军试图复辟满族皇朝。他占领了北京，把娃娃皇帝重新扶上了台，但是仅仅维持了十一天便被推翻。黎元洪于一九一七年六月解散国会，随即在满清复辟时辞职。在那以后，中国就有了两个政府和两个议会，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广州。北京的议会是由黎总统解散国会以后挑选出来的议员组成的，南方的议会是由一九一三年最初选举时选出来的议员组成的。
    黎总统的职务由副总统冯国璋接替。冯已于不久前去世。他担任大总统之职直到一九一八年八月，然后徐世昌被选为大总统。
    分裂成对立的两部分的中国民众政府的前途如何呢？一部分代表保守的北方，受现代思想影响较小，被严厉指责为过份偏向日本；另一部分代表较进步的南方，他们比北方人激进得多，并且愿意实行革新。
    在建立民众政府方面，从来还没有过象在中国建立民国这样大胆的、有如此激进改革的试验。必须指出，这次行动与其说是想要用共和制来取代帝制，不如说是为了创建一个有效的政府；这些人的理想是个人主义的和狭隘的，而且也没有为建立一个强大而有效的中央政府所必不可少的内聚力。
    此外，显然还缺乏为建立有效的民众政府所必不可少的训练和准备工作。
    主张实行民众统治的最热情的鼓吹者，在考虑到通往新型共和国的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时，也必然会迟疑不决。中国缺少交流思想和统一行动所必需的充分的联络工具。中国人中间比较幸运的那部分人主要愿望是避免交税。如果建立了一个有能力行使正常职能的中央集权政府就需要大大增加税收。此外，中国人同其他东方人一样，许多世纪以来已经习惯于专制统治。他们尊重的是力量。他们不习惯于服从他们中间选举出来的统治者。此外还没有挑选代表和行政官员的适当的选举机构。在迄今举行的一些选举中，选民的财产或教育条件的限制是极其严格的。
    另一方面，有利因素也不少。恢复帝制的两次尝试都惨败了。中国人生性容易安于现状，温顺守法。禁止鸦片和取缔赌博的运动反映了道德的悟醒。另外，一些有领导能力的人认为，中国必须维护自己国家权利，置身于世界各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