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华尔街日报》载文说：中国新农业政策受到农民热烈欢迎 [复制链接]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八月十二日文章】（作者：戴维·茨威格）自从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的农业政策变得更加讲究实效了，更加着眼于市场了，这是完全符合大多数农民的切身利益的。他们热烈欢迎进行这些变革。改革始于一九七八年，的确是带来了希望。
    派到农村去的调查组已经发现十年胡作非为的做法的残余：粮食订购额过高，缺乏食油，强迫农民出售猪和家禽——这种做法时常迫使农民买猪和家禽以完成政府规定的出售额；大队一级官僚主义十分严重，许多干部闲着不干事；他们不从事体力劳动，却从集体中领取工分，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由于经济收入和分配的粮食大大减少，对自留地和自由市场的限制，使得农民几乎不能在他们从集体取得的微薄收入之外，再得到一点补助性收入。
    改革是非常显著的。已经把多余的大队干部送回田里劳动，把自留地归还了农民，重新开放了自由市场。公积金在慢慢减少，分配给农民的钱增加了。冬季建设项目减少了，粮食的重要性降低了，这就使农民种植了更多的油料作物。随着农村经济自由化的进展，政府设法打破集体化的中国农民习惯了多年的吃大锅饭的局面。政府决定，报酬应该直接地反映出所干的工作的质量和数量，而不是搞大寨的工分制。北京
    要求实行一种新的付酬制度，叫做“责任制”。
    中央在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发布了《关于逐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第七十五号文件。当局正式许可采用下面三种付酬制度：承包象林业、渔业或者畜牧业这样的副业生产，收入同产量挂钩；实行计件工资；承包种庄稼的制度，按这一制度，农民接受一个生产定额。不论何种制度，付酬都同产量挂钩，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
    根据这个指示，每个地区可以自由地选择它的付酬制度。在较贫穷的地区，可由一家或者一个人来负责种一块地。定额是根据这块地在过去三年里的平均产量确定的，生产队给完成定额的农民记一定数额的工分。剩余中的很大一部分——有时是全部——归这个农民所有。
    由于受到增加个人收入的这种可能性的刺激，再加上害怕完不成定额会罚款，农民既增加了他所在的集体的产量，又增加了他个人的收入。短期包工还刺激农民很快干完地里的活，这样，他就可以回家干自己的活或者接受另一项包工。
    在南京市外六十五公里同安徽省交界的山丘里的唐川公社，是说明这项政策获得成功的一个例子。在唐川公社，棉花产量定到了每家每户。这个公社最穷的队里的农民承认，他们对新的积极性感到惊奇。一位已经退休的五十岁的妇女现在也下田种地了。典型的情况是，两天的活一天半就干完了，这使农民有时间去育树苗，树苗所得的钱大约占一个典型农民的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此外，这个公社的棉花产量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