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全国地理杂谈》文章：《中国的再生巨人------上海》 [复制链接]

    【美国《全国地理杂志》七月号刊登该报高级撰稿人迈克·爱德华兹的文章】题：中国的再生巨人——上海（原编者按：二次大战前，在外国炮舰的控制下，上海，一直是西方从一个软弱的帝制政府手中攫取贸易优惠的据点。那是娼妓活动猖獗、吸食鸦片成风的时代——是当地农民被拐骗到国外去充当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今天，上海的苏州河畔仍保留
    着欧洲的风貌。但是，它已经摆脱了千疮百孔的过去，行进在中国赶超发达世界的运动的前列。）
    上海现有１，１００万人口，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
    上海共有８，０００家工厂，从妇女手工糊纸口袋的不象样的小厂，到规模很大的钢铁厂，应有尽有。去年上海的产值为３９０亿美元，占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工业产值的八分之一。
    十九世纪那场迫使中国对外国商人开放的鸦片战争，使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也有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自己的租界内把上海变成了亚洲的巴黎。亚洲的巴黎曾经是罪恶的渊薮。那里鸦片馆、赌场和妓院泛滥成灾。所有这一切在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之后被一扫而光了。新政权对外国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变得同婴儿一样纯洁。
    今天的上海，或许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纯洁。政府官员们同我谈到了犯罪活动。我猜想，上海的犯罪率要低于美国主要城市。他们判刑很严，其中包括死刑。不过，承认他们那里有任何犯罪活动这件事本身，却使我感到意外。上海人民在外国人面前经常表现得彬彬有礼，以致使人会忘记他们毕竟也是人。不过，我承认，有一次我看到了在菜市场发生的一场格斗，真使我毛骨悚然：一个男人被打倒在一堆莱里，他爬起来就冲向他的对手。
    尽管在共产党执政之前，上海早已成为中国的最大港口，但是它的造船厂只造过很少几艘大船。因此，在上海造船厂里处在不同建造阶段的所有那些船只——有１４，０００吨的货轮，９００马力的拖船以及一些四层客轮——都是最近取得的进步的标志。
    陪我参观造船厂的程才炯（音）是从学徒提升为副厂长的。我们走过一些车间。工人们正在组装一部有四层楼高的九千马力的柴油发动机。
    这里的工人人数看起来超出了需要。许多人站在一旁聊天。我发现，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当然，工业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工人多了或许还有一种好处——可以训练额外的人力。上海经常向中国其他地区支援熟练工人。
    我来到南京路。同南京路相比，北京商业区的街道就显得象乡间小路一样了。从中国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官员们，要是不到商品比较丰富的南京路去选购点什么，是不甘心回去的——在这方面，仍然表现出上海旧有的那种商业意识。
    在中国，人们每个星期工作六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星期天是采购的日子。这一天，南京路上拥挤不堪，使公共汽车都很难通过。
    然而，南京路和上海其他大马路，比美国许多城市的街道要干净一些，而且显然没有臭味——尽管在清晨的车水马龙中行驶着的马车可能是为公社的农田运送粪便的。
    我很喜欢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作法。如果你丢了一只袜子，你能在那里买到一只配上。每逢星期日，可能有２０万人拥挤在第一百货公司的五层楼里。去年，这家公司共销售了１．４亿元的货物。
    第一百货公司出售的货物品种俱全，从毛笔到水龙软管，应有尽有。它备有１６种规格的暖水瓶，还有各种尺寸的瓶胆。这里可不是一个什么都扔掉的社会。过去，猪肉、鸡蛋和乳制品都要凭证供应。现在，只是米、面和棉织品仍然凭证供应。然而，看起来上海没有营养不良的情况。无论如何，中国的大米价格可能在全世界是最便宜的了。一件耐穿的布上衣，在第一百货公司只要花５美元就能买到。一个每月挣４０美元的普通工人穿衣吃饭是够用的。但是在住房和机电消费品方面，中国是落后的。
    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宿舍里，我遇到一个学生。他说：“我们懂得，我们需要等待，我们还不能作到要什么有什么。”你们愿意等多久呢？他爽朗地笑了起来。“要奋斗一个很长的时间。”
    另一个学生表情严肃地说：“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是否都有电视机，而是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概述了他们每个人似乎都铭记在心的全国奋斗目标：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说：“如果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们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他紧接着说：“我相信这一点。”
    学生只有一个目的：学习（再加上每个学期几天的义务劳动）。一名德国妇女说：“我在这里被宠坏了。我永远不会再有这么勤奋好学的学生了。”她是在上海讲授外语和科学的大约５０名侨民中的一个。
    我们曾去香港小住过几天。那里有许多人对当年在上海的外国飞地仍然怀念不已。香港吸收了大约二十万上海人，其中有许多曾是纱厂经理。这些经理到香港不久就把香港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纺织中心之一。
    今天，在上海定居下来的少数外国人中有一个白发苍苍的美国人，名叫塔莉萨·格洛克。一天晚上，她到锦江饭店来同我共进晚餐。１９２６年，她被基督教女青年会派到中国，同中国人一起搞扫盲等工作。共产党接管之前，她回到了美国。她说，她当时期望在国内为女青年会工作几年，然后退休。但是，一九五一年，人家让她走了。那时候，美国人对共产党渗透的惧怕心理达到顶点。她猜想，人家可能认为她的观点的自由倾向太严重了。
    中国则欢迎她回去，把她安排在中国福利会当顾问。她不想告诉我她的工资究竟有多少，只是说，比官员的最高工资（每月２４０美元）还要高些。中国是不会忘记它的朋友的。
    她说：“中国有扎实的基础。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然而，那里有着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在这个社会里，人人有饭吃、有房住、有衣穿、有工作，并能得到医疗保障。”
    中国最大的城市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它曾荣居进步的峰顶，也曾跌进混乱的深渊。旧习惯造成的负担已经减轻，但还没有完全解除。正如宝山钢铁厂的一位工程师说的：“我们是落后的，然而，我们不会永远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