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卖新闻》访华团通讯：《三十岁的中国》──通讯的第一部分《新风之中》（中） [复制链接]

    南京大学一位教授回答我的问题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搞现代化的基础，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上，也许还只有十美分硬币那么大。但是，我坚信会成功。我想，中国人不会再干那种破坏自己生活的蠢事了。”讲自己的话，不掩饰欲望记者：景山真次
    五年前我曾访问过中国。那时候，群众的表情总是有些僵硬的。无论问什么问题都只是回答一段毛语录，说“毛主席这样教导我们”。
    现在，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话谈自己的事了。就连好奇心和欲望也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这就是一九七九年春天中国的现实之一。城市与农村存在着生活差别记者：田川五郎
    今天的中国，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生活水平在所有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别。甚至象虹桥人民公社那样的地方——在上海地区获得数一数二的好成绩（年收入八百元）——农民的收入也不及工厂工人的平均收入，何况边远地区的人民公社呢！有的地方只及工人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这就是谁都愿意扔掉锄头去拿铁锤的原因。如果工厂能够确实保证提高农民的收入、多录用人，那么，它的扩建无论占用多少耕地，对哪个人民公让都会有巨大的吸引力。我越听直越觉得这不是与高速增长时代的日本有某种相似的情况吗？当时的日本农村，为了争取与城市过相同水平的生活曾经争相引诱企业。其结果，虽然生活富裕了，可是耕地被毁，大量的青年劳动力流入工厂，产生公害，农村荒芜的情况有增无已。中国有什么不重蹈日本覆辙的保证呢？据说，虹桥人民公社的耕地面积比成立时已减少六十六公顷。在安徽省省会合肥，还听说该省在以往三十年里失掉了六十一万公顷宝贵的耕地，这一数字相当于该省总耕地的百分之十二。原因都是扩建工厂，修建公路和水渠以及建筑房屋等等。今后，如果工业化的浪潮波及全国，大概还会加剧这种倾向。
    如果是这样，本来就不足的粮食生产，将来难道会不受影响吗？以农业为基础而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国家的基本政策难道不会被动摇吗？
    怎样才能使工业与农业协调地发展——关于这一点，令人遗憾的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始终未能听到令人信服的解答。向富裕挑战记者：清水嘉健
    “打算带着老婆作‘空中旅行’”——在上海市采访完毕回旅社的路上，译员在车上无意间流露出这句话。从今天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来看，这种空中度假显然只是梦想。
    “不搭火车”的轻装旅行在中国出现那似乎就是了不起的大变化了。
    同样，在上海，我同住在工人公寓里的家庭妇女闲谈时，她们也含有暗喜“生活变了”的意思。
    我虽然不知道中国是否有耐久消费品的“三件宝”，但是在两三年以前，最热门的商品是自行车、手表、照相机。可是现在最热门的商品，头一个是电视机（黑白），其次是电冰箱，立体声（或者是缝纫机）。
    其实，比热门商品这种表面上的变化更引人注意的变化则是市民开始有了各自的生活观和价值观。这就是打破了过去那种由上面单方面加给的“被动生活”的框框。
    向往“富裕”的欲望，任何民族都一样，但是一旦跨出了自己的一步，就越来越旺盛。
    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居民楼的住户开口就说“要有再宽敞一点的住房”，这种愿望也是同样的。中等水平以上的阶层提出理由说，“希望有能留客人住宿的房间”，“为了能够再多摆一些家具和电气化制品”，都切望有个“宽敞的住处”。住房不光是个避风雨的地方，可以说有这种想法的人迅速增多了。
    工资很低，但是中国民众的存款数却意外地多。这是因为，基本的衣食住费用比较便宜，而且医疗费等等大部分等于免费。
    整个来说，这是被迫过着克制欲望的生活的回报。
    在民众向往“富裕”的愿望上升的情况下，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产品供不应求这个障碍。各城市的干部都一样的表明苦于“供应量赶不上需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