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产经新闻》登载吉田信行的报道：《北京通讯：为什么要贴大字报》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二月七、九、十日连载该报前驻北京特派记者吉田信行的报道，题为《北京通讯：为什么要贴大字报》，摘译如下：
    通过卫星转播的电视，我曾看到过从北京机场通往市中心的美丽的林荫大道。但也可以望见在现实的林荫道两旁有着仿佛要倒塌的砖瓦房屋，而且上面覆盖着席子的情景。开始时，我还只是认为是些存放东西的仓库。但是，当我知道里面还住着人，而且这里同北京市的中心区没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我感到，这难道就是同苏联，一时也同美国处于严重对立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现实状况吗？简直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道路两旁到处都是挖出的泥土，尘土飞扬，整个城市如同焙进了铅粉一般阴沉沉一片。
    看一看小巷胡同，到处挂着洗晒的全是补丁的破衣物，身着防空头巾似的棉布衣服的孩子们在玩耍。没有一所新建的民房和商店，就连修理门窗所使用的也是旧木材。
    只有形式上的不同，对于印度和东南亚的贫困状况宣传得是相当多的，然而对于中国的，并且是北京的这种贫困状况过去为什么不能谈呢？
    从东京坐飞机只需要五个小时。因为时差是一小时，所以，只要把手表的时针倒拨一小时即可。但我认为，头脑中的时差需要倒拨十五年左右，就是说不妨想象一下五十年代东京的情景。这种“时差”早已不是能用我的“手表”来计算的了。
    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普及程度低得简直不可想象。《人民日报》上登载的电视节目预告中，多是从下午六点开始播放，最晚也不过在十一点结束。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报纸也是“官方报纸”。但在这种环境中却有大字报。当我看到深夜时分还有人在用手电筒照着看大字报的时候，我感到这也许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脑力娱乐呢！
    在有点令人心情沉闷的北京，我了解到受到许多大字报和群众支持的邓副总理是一位不搞空头政治，非常正视现实，想方设法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为之而奋斗的领导人，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收获。
    大字报这一方式是适合北京的实际生活环境的。即便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允许有机会发表这样的意见，这种长处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里是看不到的。问题是这种“自由的限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加以验证。
    一提起大字报，很容易认为就是政治性的东西。但来到王府井大街一看，就会为大字报上的主张之繁多而感到吃惊。不能认为达到这种程度全都是一一反映了当权者的意向，那种认为“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在当政者的指使下写出来的”的臆说，是不大能够成立的。
    这次来到北京一看，与原来的情况相比完全变了。关于大字报的采访，完全可以自由进行。
    来到实地一看，与四人帮统治之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简直无法相比，自由的限度正在扩大
    ——这既是我的实际感受，也是事实。
    与解放前相比，毫无疑问群众的生活水平整个有了提高。但产生下述疑问的确也是事实：“解放后都近三十年了，衣、食、住的状况却还是这种水平啊？”比解放前好多了——从这种角度出发，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状况给予肯定的报道迄今流传甚多，但对于这种看法我持怀疑态
    度。如果总是说这种安慰话，那么，中国岂不是只有被日新月异的世界逐步淘汰吗？
    每当我看到成群结队的自行车和聚集在大字报前的群众的时候，脑海里就闪现出这样的想法。
    但是，尽管处于这种状态之中，而人民群众却悠然自得地生活着，这也是事实。“北京的天空是蔚蓝的”、“比解放前好多了”和具有代表性的“人们的眼睛炯炯有神”这类中国情况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在大字报前，我曾与之用笔交谈过的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群众和食品店的女售货员都非常朴素大方，举止彬彬有礼。在大城市里，难免要碰到的在待人接物方面那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在北京逗留期间一次也没有遇见过。至少是没有看到使人感到因苦于生活而劳累得疲惫不堪的那种神色的人。
    他们的生活与日本相比水平极低，而在几乎又没有任何娱乐的环境中，却仍能够抱如此乐观的态度，这究竟是什么人生观呢？直至最后，我也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民社党访华团团长佐佐木委员长说，“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悠久的历史中”，指出了整个国民之所以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的原因所在。而基本上没有贫富之差，以及一直到四人帮统治时期之前把着眼点放在“自力更生”的政策上，在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中人们处于无法发现外国的先进性的境地，这不也是其起因吗？
    可是，自邓副总理前年复职以来，中国大胆地修改了“自力更生”路线。
    在人民大会堂亲眼看到的这位邓副总理，的确显得从容不迫。与其说他满怀雄心，莫如说他有一种认识到能作为华主席的好助手，致力于稳定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心满意足了这样一种表情更为确切。
    当亲眼看到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的状态时，作为实感，就会清楚地知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谋求外国的援助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