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底特律新闻》杂志刊登惠廷的访华观感《中国，新道路越走越宽广》 [复制链接]

    他说：“人们在离开中国时的强烈感受是，这是一个在十年动荡和混乱之后开始前进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精力是用在国内的经济现代化上；它正在走出去……”
    【本刊讯】美国《底特律新闻》杂志十月八日刊登该刊特约撰稿人艾伦·惠廷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毛之后的中国，新道路越走越宽广》，摘译如下：（原编者按：密执安大学教授艾伦·惠廷是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深受尊重的东亚事务国家顾问。他在最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进行写作，并为《底特律新闻》杂志的读者撰写了专稿，谈他对这个处在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时刻的大国的看法。惠廷先生是首批访问大陆中国的美国人士之一，他以后还到那里去进行了广泛的旅行。）
    从一位外交官的服务员的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到文化革命的排外气氛发生了变化。她以留恋往事的心情谈了她怎样作为一个红卫兵周游中国的情景以后，表示了她想访问美国的希望；那些描写“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行动的恶毒攻击美国的儿童书籍已经消失了，或者在再版时降低了调子；新的小册子要人们提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关于日本的情况就更加引人注目了，江青控制艺术界时，日本鬼子是舞台和银幕上的典型人物。今年夏天，中国文艺界主要活动是，小泽征尔指挥中央交响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乐，从电视特写镜头可以看到，中国音乐家在重新演奏以前禁止演奏的布拉姆斯的乐曲时，一个个都面露喜色，而且还看到当小泽受到热烈的赞扬时热泪盈眶的情景。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泽是作为一位牙科医生的儿子在日本傀儡国“满洲国”学会中文的。
    自从一九六七年发生排外动乱以来，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向外开放门户。毛向尼克松总统发出邀请并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最高级会议，这样中美在中止来往二十多年以后便开始进行贸易和旅行。到一九七四年，中国已订购了价值为二十多亿美元的外国的成套工厂设备和装备。数以百计的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技术人员前往中国负责管理安装和维修工作。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毛之后的政策就是意味着，政局不那么紧张和消费商品增多。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缓和的气氛。在夏天的夜晚，成双成对的男女在树荫下散步，手挽着手，就在毛的雄伟的陵墓不远的地方散步。在上海的大街上，可以看到人们穿着讲究的服装，花上衣和高跟鞋，而在北京，人们仍然穿着保守的不分男女式样的蓝裤子和白衬衣。百货商店陈列着以前在“只供应外宾”的商店中出售的丝绸枕头和式样简单的珠宝。增加工资和发给奖金，促使人们多花钱，与一九七五年的情况相比，现在在表店看表的人少了，买表的人多了。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毛之后的政策就是意味着，除莫斯科和河内之外，要同各国改善政治关系。到二○○○年“赶上”先进国家的决定使“四个现代化”处于最优先的地位。这不仅为经济投资和动员群众规定了方针，而且也决定了对外政策，因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大量引进外国的技术和听取外国的意见。
    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方面仍然由于台湾问题而受到阻挠）之前，中国主要的经济伙伴将是日本。日本在中国的外贸中占四分之一以上，它也是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不管是在上海附近建造一座生产能力为六百万吨的钢铁厂，还是在南中国海开发近海石油都是如此。
    当我在新疆沿着毗邻苏联中亚的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旅行时，日本五十铃汽车公司制的新卡车组成的护卫队加强了中国边界的防御。今年秋天，日本国家铁路部门的官员们将就修复管理很差和负担过重的运输系统问题提出意见。
    今年二月北京表示愿意依靠东京，它宣布了一项为期八年总额为二百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协定规定日本以钢材和成套设备换取中国的煤和石油。华总理在最近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用以前从未用过的语言来赞扬这种新关系，他说，“中日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地友好相处下去。”
    这说明北京为什么在最后向东京作出了让步，在经过几年的僵局之后于今年八月签署了一项和平友好条约。中国坚持要写上“反霸权”条款，作为反对苏联的武器，而日本则加以抵制，因为苏联的反应（莫斯科已经通过提出强烈抗议发出了信号）使它感到忧虑。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福田首相使北京同意了能够签订协议的折衷措辞。福田的支持者是一些强硬的亲台湾派。福田正确地估计到，中国要依靠日本的新情况使他在谈判中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有更为有利的进行讨价还价的条件。
    中国的新方针对美国也有好处，虽然较为直接的好处是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在经济方面。中美贸易今年将接近十亿美元，但是主要的增长是出售两百万吨小麦交易，这是中国的恶劣气候造成的需要，不是每年都可以依赖的因素。可是，扩大贸易的前景由于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出售了一套价值二百万美元的近海石油钻机而有所增加。更有意义的是，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各石油公司正在同欧洲和日本的公司竞争，争取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这个领域中占一个份额。中美关系中最令人意外的事态发展是这种新的经济方针直接引起的。
    如果中国要“赶上”先进的国家，就必须培养新一代的专家，尤其是科学方面的专家。外国的试验室和课堂可以比中国的教育机构更迅速地满足这个需要，而且至少是在今后几年内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详细的计划仍待商定，但是看来根据一项向全世界派出”数千人的计划，有数百名中国人要派到美国来。
    这些事态发展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毛的对外政策。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
    接待我访问的同一机构中国外交学会也是接待尤金·罗斯托博士和理查德·派普斯博士访问的东道主，这两个人是反苏的当前危险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目前没有改进同莫斯科关系的明显迹象。
    中国仍然一如既往，公开和私下攻击苏联对欧洲、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的政策。可是中国的国内宣传不再大事宣传苏联立即进攻的危险了。尽管新疆位于有争论的边界上，处于前线地位，我没有看到动员那里的人民加强这个地区的力量以防备侵犯的宣传画和口号。当地官员否认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或者是苏联飞机曾越过未划定的边界深入境内。事实是，他们表示，以前达成的中苏分配灌溉用水的合作协议仍在执行。
    中国不会放松它在全世界对苏联力量的攻击，但是可能终于会着手解决边界争端和扩大经济关系。这些是实际的事情，不涉及意识形态。减少集中在边境一带的军队可以腾出迫切需要的劳力，有些经济领域在现有的苏联设备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可以比靠苏联以外的进口货要增长得更快。
    人们在离开中国时的强烈感受是，这是一个在十年动荡和混乱之后开始前进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精力是用在国内的经济现代化上，而不是用在国外的政治革命上。它正在走出去，向西欧、日本和美国为它的新方针寻求援助。这是一个能够建立和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关系不同的新的和较好的关系的机会。
    卡特政府是否能找到一个方案来消除美国国内在政治上对台湾问题感到的担心呢？如果能够的话，政府就能实现毛和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会晤时所带来的增进东亚的安全以及世界上这个最大和最古老的文明的利益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