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制度：经济发展的要素 [复制链接]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在世界的技术宝藏中，各自选择最适合它本身经济需要的新技术。良好的管理制度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假使没有良好的管理制度，而想去应用昂贵的新技术，那将是一种浪费
    美国戴波尔公司集团的创办人兼董事长约翰·戴波尔，是一个卓越的管理顾问和企业资本家，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庞大的投资及业务。记者最近曾访问戴波尔，据他说：良好的管理制度是“经济发展过程的绝对必要条件”。而种种成本高昂的新技术如用在没有良好管理制度的国家里，就是一种浪费。
    以下是本刊记者访问戴波尔时的谈话内容：
    问：在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二者之间，究竟哪一种的管理制度较为完善和具有较高的生产力？
    答：根据全世界企业活动的经验，以自己的资金作投资的个人——或以必须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基金作投资的私人机构——其运用资金的效率显然会较政府机关为高。所以一个准许企业盈利的社会，在经营成本上常会比一个从事相同业务而不盈利的社会低廉得多。
    例如，纽约市收集垃圾的成本，平均为每户每年二百零九美元；而近在咫尺的长岛，向同样家庭收集垃圾的成本则仅为每户每年七十三美元。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长岛的垃圾是由一家以盈利为宗旨的私人公司收集的，而纽约市的垃圾收集者则为一个不牟利的公共机构。前者的低廉成本还包括利润在内，因此私人公司对受到服务的民众来说，比公共机构有用得多，因为后者透过税收使他们增加数倍的负担。
    同样地，一般发展中国家如准许有竞销能力的私人企业制造纺织品，也许会发现其生产效率会比从事相同业务的国营公司为高。进行一种重要经济活动的成本，未必会因不赚利润而减低下来。
    问：你认为某些技术是不是特别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答：假使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向美国、日本及德国输入最高级、最复杂的技术，这将是一个大错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在世界的技术宝藏中，各自选择最适合它本身经济需要的技术。
    不过我们不应该假定，发展中国家一定不能吸收各种先进的技术。这是一种谬误的想法。在许多发展中的国家，现代厂房都能够有效地生产。有些技术且已普遍采用。
    问：假使一个国家企图改善其经济生活，它是否必须造成一种可以发展良好管理制度的环境？
    答：良好的管理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先进的技术是昂贵的，假使没有一个良好的管理制度，而想去应用这些新技术，那将是一种浪费。
    一个国家只要能够提供各种奖励有效管理制度的办法，那么它就有了良好的管理制度。最佳的奖励办法之一，便是准许资本去赚取利润。
    假使你能够采用一种符合一个组织本身使命和目标的奖励制度，则在公共投资领域里，也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制度。主要的问题在于怎样发展一种鼓励人员的办法，使他们能够获得较好的工作成绩，能够对公众提供较佳的服务。
    这是完全办得到的。良好的制度是决不会自动形成的。实际上，公共投资领域里的鼓励制度，对于组织本身所负使命来说，是很容易造成反生产性的。它甚至还会阻碍种种革新的活动和研究。例如政府部门及各大机构常常流行的“维持现状”这个毛病，就具有减低生产力的倾向。
    问：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政府部门也一样可以提高效率？
    答：假使政府领袖能够采用一种足以鼓舞公务员工作情绪的奖励办法，他们的工作效率也一样地可以提高。此外，当然还需要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例如，一个官员的薪给，通常是按照其所属部门的预算来调整的。假如以该部门的工作成果来衡量，则情形便可以大大改善。又如，大城市里的垃圾收集单位，其薪酬是应该按全市的清洁程度来调整的；但事实上，这种单位主管的薪酬却往往以其属下职员的人数多寡为标准。
    我认为，改革的重要关键在于设法使职员的薪给与其实际成就连系，而不是与通常的处事方法连系。
    同样问题当然也可能发生在私人机构里，不过，在这里，雇员的报酬便须以更高的工作效率、更好的服务精神或更优良的产品品质来衡量。
    问：良好的管理制度和企业设施是不是进步的经济特质？这些特质可以移植于发展中国家么？
    答：我认为这些特质是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培养起来的，而且事实上，我们已在发展中国家见到许多卓越的企业家在活动。附带提一提，我认为，一般跨国公司也许能够在一些国家里进一步鼓励当地企业阶级的诞生。
    在一些发展中的国家里，比较老练的领袖已开始研究，怎样可以向跨国公司争取最有利于其本国经济的种种贡献。
    如果跨国公司能和这些政治领袖直接接触，那就更好了，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怎样可以使本国的社会得到最大的利益。
    目前这些国家的政府正积极地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于那些最有利于争取外国资本、新技术以及良好管理制度的经济领域。不过，他们同时也鼓励这些新兴工业尽量依赖国内所能供给的材料，并确保其不至激起当地工资水平上升，以及不会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
    我的看法是，当发展中国家迈向以服务为本位的世界社会时，在历史上的现阶段它显然正在进入一个过渡时期。不过，我认为今日各发展中国家不会象那些先进国家一样，也要经过十八及十九两世纪中的工业化阶段。历史是决不会依样胡芦重演一遍的。
    新的一代会学习前驱者的经验。他们现在所经历的是一个新阶段，因为世界已经大大地改变；但是，有些旧教训是与他们目前的需要有关系的。（转载自香港《今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