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文章：《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观感》（下） [复制链接]

    美国人最重“新”，史学研究也因新史料层出不穷而产生新观点新论题。贺凯的书新问世，自然后来居上。费正清（Ｊｏｂｎ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将他十余年前与赖绍华等合撰的《东亚通史》中有关中国部分另编成一中国通史，就难以争胜。同样的：徐中约教授撰《中国近代史》（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ｎａ），每五年增订一次，是现今美英约八百余所大学三四年级的课本，费正清撰同类书只是若干大学一年级用。
    美国学人近二年新刊民国初期书籍甚多，如《袁世凯与民初之自由与独裁问题》、《北京政情：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张作霖在中国东北：一九一一——一九二八》、《杜威学说对民国初期教育改革与政治影响》等等，都是综合中英日文史资料撰述成书，其中张作霖一书于张在东北对抗日本事实尤多敷陈。
    不论史学哲学文学，有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是首要亟务。亚洲学会于此特别注意，近年每次年会都组设专题小组研讨有关问题。这次年会中即分设两组：一组讨论“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资料与方法的若干问题”，特注意中国、日本有关资料的比较。一组检讨“东亚现行书目工作”，就中华民国、日本、韩国、香港及中共各方面论述。
    事实上：亚洲学会曾资助艾文博博士（Ｒｏｈｅｒｔｌｒｉｃｋ）在台北设立“中文资料中心”，利用台湾较廉的印刷工本影印许多中英文书刊资料，供应美英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同时在华盛顿也设立一由余秉权君主持的中文资料中心，每年四处奔走访求遗佚书刊资料，且多次赴莫斯科，因此收获殊多。例如中国最早留美学生出版的“季刊”，多年以前，海内外收藏即难凑合成全帙。如今却已访求得全，制成显微影片。胡适之先生前遍求不获的他在这“留美学生季刊”撰刊的《留学罪言》，如今已得见全文。
    但美国各大学中文图书馆主持人对于美国当前收藏仍不满意。据称在若干方面不能与苏俄抗衡，即就目前中国大陆出版品言，苏俄可能利用外交邮袋及某种手段取得并寄回中共限于内部流通的书刊，而美国于此种种却无法获得。
    近四十余年来，美国各大学研究中国语言学不遗余力，加以电化器材的不断改进，台北设立各大学语言学习中心等等，美国青年学人运用中因语文能力与程度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亚洲学会这次年会中有一组讨论“中国语言学的最近研究”，其中有论及东汉及明朝音韵的。
    出席亚洲学会这一年会的中国学人约一百余人，其中多数是在美国各大学任教多年，主持及推动研究中国历史文学语言哲学或搜集各种资料卓著成绩，现在多已白发苍苍，目睹美国年轻一代的成长，内心的感受非常复杂，尤其对国内研究中国文史哲各科的陈陈相旧故步自封，实在更多慨叹。
    “九一八”以后，北京大学教授集合讨论“如何报国”？结论是“赶快写一部中国通史振醒民族精神”。钱宾四教授的《国史大纲》由此产生。但钱书出版近三十余年，竟没有另外一部具独立见解与学术水准的通史出现，只是辗转抄袭以帝王相砍的政治变乱为中心，始终不注意社会经济变化的重大影响。近代史的研究更是八股文章，完全抹煞北洋时代，如今竟要美国人代笔，实在惭愧。至于语言文字，更是墨守清代乾嘉遗风，距离现代学术太远。
    依中国说法：三十年为一世。美国的亚洲研究经过这“一世”，基础已奠立。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与国史的研究在这“一世”成就如何？值得反省检讨。尤其我们的“美国研究”如何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