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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刊文章:《共产党资本家》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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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futa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1978-05-27

    说目前苏在二十六个国家开了八十四家公司,其经营方式同西方一模一样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四月十七日一期在“商业”栏中刊登一篇文章,标题为《共产党资本家》,摘要如下:
    格奥尔基·舒金象住在纽约的许多商人一样,身穿讲究的条纹上装。住在曼哈顿繁华区的一套豪华的公寓住宅里,并同他的商界同行,象戴维·洛克菲勒这样的银行巨头交往亲密。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共产党商人”这样的叫法听起来似乎是有点荒谬的。但是对舒金这位美苏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和苏美贸易股份公司(苏联在美国的最大公司)前经理来说,这个名称是十分自然的。而这样的商人并不只有他一个。苏联精通生意经的企业人士在地球上到处奔波,开办和指导规模宏大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的面貌和经营方式同西方的一模一样。
    在过去八年里,莫斯科把它在国外开设的公司的数目增加了两倍。它开办的有银行、轮船公司和保险公司、它销售的东西从伏特加到石油、从拖拉机到冻鱼、应有尽有。目前,俄国人在二十六个国家开了八十四家公司,其中十家公司的总部设在法国,九家在西德,八家在比利时,七家在英国,五家在美国。苏联扩张金融帝国的主要的,虽然也许不是唯一的目的是挣得硬通货来购买西方的设备和技术。没有西方的设备和技术,俄国的过分集中管理的国内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停滞不前。卢布换美元并不是所有的俄国跨国公司每年都能赢利。俄国在国外的公司同国内的公司一样,也可能是官僚主义的、也会不景气、效率低。但莫斯科愿意花大量的卢布来换取美元。因此,即使是一家获利最少的苏联公司在市场上也是一个不可轻侮的竞争者。
    俄国人在市场上获得的立足点中最牢固的莫过于在国际海运业中的立足点了。苏联的船队是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之一。它们的运费比西方航运公司的运费往往低百分之十到十五。莫斯科单在美国海运业中所占比例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就增加了九倍。苏联打算到一九八零年把他们的集装箱货船的数目增加一倍。发掘西方的才能象其他国际商人一样,苏联的经理人员懂得,在国外的公司中雇用东道国的工作人员,这是一种很好的经营办法。当地的顾客比较乐于同本国公民做生意。同样重要的是,苏联由于聘请了西方的经理人员,也直接挖来了西方的管理技术。苏美海运公司的阿瑟·诺瓦切克是一个美国人,他以前在格雷斯和西特兰两轮船公司担任过高级职位。他说,为一家苏联公司工作跟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他又说,他获得“全权委任”来按照他认为是适合的办法搞经营管理。他的确发现,他那在莫斯科的上司,最初对海运业务有些幼稚。他回忆说,“我一开始向他们提供了一份销售计划。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海运公司的活动还有销售计划。”
    诺瓦切克以高薪和其他刺激毫无困难地诱使西方的一些高级人士到他的公司去工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人是非常主张搞社会福利的。”苏美海运公司,象任何西方公司一样,在提供财政情报方面往往守口如瓶。但诺瓦切克透露,他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过去三年里从五名增加到了二百五十名。他现在经营的集装箱货运业务几乎象西特兰轮船公司经营的一样多。国防部的巴里承认,苏联的船主都在齐心协力地挣钱。处于不利地位莫斯科的一些公司中最不景气的要算是贝拉鲁斯公司了。这家公司设在美国,专门推销苏联的廉价而坚实的拖拉机。这家公司的德·莫纳因科夫说,“美国农民习惯于使用象梅西—弗格森拖拉机公司、约翰迪尔拖拉机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这些公司的产品。要他们不使用这些公司的机器很难。”这位苏联商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西方式广告活动,他下令进行一次市场调查研究、雇用了一个“全美”销售团。虽然美国贸易专家怀疑贝拉鲁斯是否会取得成功(有一位专家说,他们在拖拉机方面的确使他们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但莫纳因科夫予言,他明年将达到美国市场百分之一的销售目标。
    象莫纳因科夫这样的苏联经理人员将遇到的不止是西方的激烈竞争。苏联制度的刻板性使他们经常陷于困境。由于克里姆林宫的经济计划是五年一订的,一个俄国商人很难采取灵活措施,很难对市场的变化迅速作出反应。质量低劣的形象同俄国人做生意并不总是一件乐事。日本经理抱怨俄国人“有官僚主义,不称职”。马来西亚经理人员谈到:俄国人的“做法很笨”。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繁文缛礼,日本和苏联的贸易去年下降了,这是二十五年来的第一次。在新加坡的莫斯科人民银行去年业务搞得很糟,情况的被揭露,给俄国人在亚洲树立了一个办事质量低劣的形象,他们仍然认为要克服这一点很困难。
    西方经理人员还抱怨苏联工业的速度缓慢、俄国人在谈判桌旁边很顽固、他们喜欢举行没完没了的宴会和数不清的干杯。学新东西学得很快的人当共产党人开始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进行活动时,他们看来学新东西学得很快。苏联在国外的许多经理人员在办得很好的外贸学院学习,不断受到职业训练。还定期被派回国去上进修班。卡斯塔尔迪说,“他们如何吸收了西方的商业实践,这实在是令人惊讶的。苏联商人常常采取一种并不做作的、在大事讨价还价之后作出让步的做法——给你讲一连串的笑话,漫不经心地把他的建议夹在中间提出来了。他们一分钟也没有错过。他们直接谈到了点子上。”他们所以这样做是颇有理由的。一个苏联商人在国外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国内商人的生活水平。工作做得不好意味着要被送回国去,生活方式就要大大改变。
    苏联政府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让它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发展到多大程度。莫斯科让俄国商人学习使用资本家的手段,生活得象西方商人一样,这里是在冒这样的风险:这些商人将开始象西方商人那样思考问题。目前,苏联出国经理人员仍然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数目是严格受限制的。
    但苏联的海外商业越是发展,就需要更多的人员出国,那么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转化就要开始发生的风险也就越大。莫斯科可能决定在还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之前就遏制跨国公司的发展。但也有可能的是,苏联的商人可以构成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从而促使政界人士也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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