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三十九） [复制链接]

    一切都过去了。
    我来到塔希尔宫的花园。我已把总理阿齐兹·西德基、内政部长马姆杜·萨利姆、当时的情报局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真主怜悯他——和外长穆拉德·加里卜召来了。
    西德基是明确的。他宣布，使我们和苏联的关系“黑白分明”的时候已经到了。这是一位负责的总理的正确想法。我要求萨利姆准备应付整个局势。
    至于加里卜，则受到了震动。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因为他受的教育是共产主义的。局势把他抛弃了。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外长张惶失措，不理解这个决定的意义。他留在自己位置上已没有意义了。
    如果驱逐苏联专家是一声巨响，那么它的回声至今仍在回荡。
    如果那是一条道路，那现在我们仍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如果那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深谷，那一切都已坠入其中。
    如果那是一把火，那它仍在金花四溅。
    如果那是寒冰，那它正布满莫斯科与开罗之间的道路和桥梁。
    这个决定是必要的吗？是的。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对他们来说，也是必要的。有些问题应该重新考虑。我们的决定要从莫斯科发布，这决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事情。我们没有自己的意志，也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也不接受我们一直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
    没有人会从我的这种立场出发，说俄国人将为我们去打仗，替我们去死，把犹太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
    他们必须知道和搞清楚，谁能推动局势，谁能向犹太人施加压力？谁能迫使他们后退？埃及的战士能否抵御自己的敌人，保卫自己的领土？他们是否真正掌握了自己手中的武器？我们的领导人能够运筹帷幄，而不是苏联的专家和部长们所说的，他们打不了仗。这是否是真的？犹太士兵生来就会打胜仗，埃及士兵生来就会打败仗，他们已经失败了，他们还将失败。这是否是真的？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接受这种说法。我们所有阵地上的各级战士没有接受这种说法。
    在埃及的土地上，在灼热的阳光下，在冬夜沙漠的严寒中，我们的部队严守岗位，坚持战斗，为了埃及，为了阿拉伯人的尊严，我们注定要这样做。所有这些支持和指引我作出赶走苏联专家的决定，以及另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渡河。
    这一决定正式宣布后在共产主义世界及代理人的报纸上的反响是强烈的，因为谁也没有料到这种事情。苏联人——正如他们向美国人表明的
    ——已经把脚伸进了埃及，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头放在他们放脚的地方。他们在埃及的代理人就是这样说的。我只消指出我看到的我们外长听到这个决定时那种丧魂落魄的样子。那是千百个地方出现的千百种景象的一个缩影。
    但是《真理报》七月二十日以《离开埃及》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苏联专家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在双方磋商和交换看法后，双方认为，被委派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里执行一些规定的任务的苏联军事人员应该回国，正如萨达特总统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所说，这不会改变友谊的基本原则。”
    《真理报》援引的、我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的话是正确的，因为我渴望苏联的友谊。但是，看来这一点并没有完全交待清楚，即：他们并不热心。在这方面，他们一定有一套哲学。
    我认为，是时候了，让我们每一方，埃及和俄国，都了解友谊的限度是什么？民族意志的限度和利益的限度是什么？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应该争取在我们看来是对埃及最好的东西。（十三）
    本章提要：为了不使苏联人丢脸，萨达特派西德基总理去莫斯科，目的只有一个：寻找一种可敬的方式和温和的措词由两国发表一项关于结束俄国专家使命的联合声明。很快，俄国人从埃及军队中撤出了全部专家。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条漫长曲折的、布满荆棘的道路。但是，萨达特感到心情舒畅，好象一座沉重的山从他的心上落下去了。之后，在阿萨德的调停下，西德基率领埃及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在那里，出现了长时间的责难和埃及代表团方面的不断澄清。西德基此行没有成功，因为充满了痛苦和猜疑的气氛。当时，萨达特忙于在各方面为战斗作准备。他在对前线的一次巡视中，苏联大使来了紧急电话，说波德戈尔内将于六月十一日到开罗访问。萨达特对这个人的访问不感兴趣，表示不能接待，因为他不是一个尊重埃及的人。八月底，一切训练都己完成，萨达特去布卢丹会见阿萨德，埃叙确定对以色列开战的最后日期是十月六日。
    当我发布“结束”苏联专家在埃及的使命的决定时，我的心情舒畅了。但是，那些热衷于在“混浊的政治”中摸鱼的人却不停地发问：
    是苏联人“离开”吗？
    是把苏联人“赶走”吗？（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