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明星》画刊报道：《厕所里的轮盘赌》 [复制链接]

    【本刊讯】西德《明星》画刊第十一期（三月三日出版）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厕所里的轮盘赌》，摘要如下：
    苏联飞行员别连科回忆到：“警报器发出尖叫声，扩音器里传来了军官们的大声命令。这是清晨五点钟。我们想，这或许是紧急情况。”
    一分钟之后，“ＶⅡ—东方”空军大队的三十四名战斗飞行员在西伯利亚萨哈洛夫卡机场上排好了队。别连科中尉说：“我们营房Ｄ区里住着四十人。这个Ｄ区的头头报告说：‘六人缺席，其中两名生病，一名失踪，还有三名被解除职务’。所谓解除职务，这是军务处为自杀我的代名词，这种自杀行为在我们队里并不少见。”
    “这个‘失踪者’是一个逃兵。他在一次夜行军之后溜了。这是一年之中第八个开小差的人。”
    “我们默默地开向机场的前沿。警卫连的士兵们从一辆载重汽车上跳下来。他们带着一个身着去掉了军衔标志的人到机场前面，这就是那个开小差的人。”
    “他们把他的眼睛蒙起来。三个警卫战士把他们的冲锋枪的子弹推上膛，离开这位开小差的人五米远，把他枪毙了。”
    “我们被命令，去看看这个被枪毙的人。谁也不许动，我的这一行队伍中有一个人吓瘫了。我们只好让他躺在冰冷的地上。一小时之后，我们得到命令，回营房去。谁也不去管那具尸体。过后，他们把他埋在机场的地下建筑工地里。”
    “在这一天，在我们的黑板上写的不是当天的命令，而是一则简短的消息，上面写道：‘开小差就是对我们人民的背叛。凡是那些试图从自己基地溜走的士兵，将按军法枪毙。’军事法庭的庭长说：‘这样，纪律才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这个高贵的被审者（别连科）——假名是“哈里”——在没有窗户的第四号地下室——被称为洗衣间——向审问他的人讲，某些苏联部队的斗志是何等的脆弱，以及苏联军队平日的生活普遍地说是多么艰苦。他这样一讲，这些审问他的人感到大为吃惊。
    别连科说：“我们在西伯利亚前沿机场上的生活是紧张而又单调的，一切都是绝对的服从。按照我们政治军官的说法，我们就是防范那些将从西伯利亚进攻我们的帝国主义敌人的活的铁鹿寨。”
    萨哈罗夫卡的轰炸机场，离西伯利亚的工业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二百六十公里，是东西伯利亚和莫斯科之间苏联空军和导弹防御的六条截击链条中的第一条。别连科和他的同伴在一个“骚扰中队”，他们在情况紧急时必须有针对性地攻击日本和中国的城市和军事设施。
    这种“骚扰中队”在飞行员中也被称之为“恐怖中队”，是用陈旧的米格—２５型飞机装备起来的。别连科说：“我们驾驶的是破烂货。在第三条和第四条截击锥条中的精锐中队以及在苏联西部的精锐中队可以驾驶最棒的歼击机。在我们二十四架米格机中，有十四架因为某种毛病被长期地扔在地上。”
    装备不足，军饷微薄，严酷的军训，严寒，在荒凉地带里的无聊生活，所有这些在别连科的西伯利亚“兄弟情谊”机场上“常常导致人命事件”。他说：“在阴霾的冬天，我们这些营房里每个月有二至五人自杀。这些自杀者的邻居，由于没有进行劝阻，没有报告，自然而然地就要被关七天的禁闭。他们利用这种惩罚手段强迫我们去告发那些打算自杀的人。”
    在别连科营房里住的大部分飞行员都是从苏联西部被贬到这里来的，或者是一些“密探”，即那些忠于苏联路线的年轻的士官生，他们必须在西伯利亚度过一个“冰年”。他说：“这密探什么事都去告发。在我们的营房里放四十张床，中间没有隔板。每一个人都可以盯另外任何一个人的梢。比如说我的邻居原来在古巴担任飞行教官，因为犯了一次错误被贬到西伯利亚。”
    别连科被“调到”西伯利亚也是因为他在莫斯科的“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这位熟练的机械师在军队的夜校里刻苦攻读，成了飞行教官，他训练年轻飞行员驾驶米格—１７型飞机，他由于吃喝玩乐，很快就得了“花花公子”的绰号，但同样也很快在他上司面前失宠了。
    为了防备密探，别连科和其它的所谓被贬者成立了所谓的“基干团”，即每十个情投意合的人组成的一个秘密帮。他说：“这种‘基干团’在晚上某个时候集中到厕所里，把所有的便池和抽水马桶都占着，在被我们叫做“克里姆林宫”的厕所前，有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放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厕所里用我们自己安装的特种晶体管收音机，不受干扰地收听从日本和朝鲜发出的美国士兵电台的广播，或者交换被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西方报纸。这些报纸都是回莫斯科休假的人偷着带进来的。
    “到周末，厕所就是我们的俱乐部。轮盘赌的桌子就是一只洋铁盆，在盆底有带有数字的格子。庄家把轮盘赌的洋铁盆放在膝盖上，用手指弹一个玻璃球，这个球在落入数字格子里之前至少要在侧壁上转两圈。庄家坐在中间的抽水马桶上，参加玩的人在隔板上窥视着。”
    后来“基干团”在他们的营房里悄悄地开了一个“夜总会”，他们称之为“伊万咖啡馆”。别连科说：“这个咖啡馆临时建在我们寝室的一个角落里，前面由叠起来的床挡着。我们偷偷摸摸地喝烧酒，并放爵士音乐唱片，这种唱片在我们这里很热门，因为是被禁止的。遗憾的是这个‘伊万咖啡馆’不久成了警察搜查的牺牲品。”
    “政治电影晚会总是去参加的。在昏暗的电影厅里人们进行黑市交易。在这里人们互相交换着美国杂志、收音机用的晶体管、呢绒袜子和喇叭裤。”
    军务处组织连队里的人，坐着军队的大轿车到部队的妓院里去进行所谓“文化远足”。
    为了伪装自己的“基干团”，并迷惑自己队伍中的奸细，士兵们有计划地在营房长那里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相互告发，并为此受到从“爬过”凉冷的跑道直至个别关禁闭等形式的纪律处分。除此之外，还有扣军饷、降级、在隧道工地里服劳役、每天喝面包汤、在队伍面前作反省等共八十四种惩罚。
    每一个飞行员有一张铁床，一点八米长，五十厘米宽，一只铁皮柜，二点五平方米的木板地，这么一块地板还得自己把它拖干净。
    个人的东西，诸如箱子、外套、鞋等，在飞行员来这里服役的时候交给军务处，为的是防止飞行员逃跑。
    这个被贬的别连科属于“情节严重的”那种人，上司们对这种人特别凶。他说：“发布命令时多半都是大声吼叫，从早上起床时起，一直到在我们干活的时候甚至都不停。”小队长通过机上报话器向我们喊叫：“你们这些狗东西，你们这些贱骨头！”“地面站继续这种咒骂，因为如果发生什么事，每个人都要负责任的”。
    “下飞机之后，上司们打有些飞行员的耳光，啐他们。在我逃跑后，根据规定，至少要有十八名军官受到严厉处罚。”
    为了从一开始就防止谋反，士兵、技术员和军官被严格地分离开。别连科说：“我们不知道别的营房里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天我们听到了士兵营房里有枪声和喊叫声——这些士兵因为伙食太差造反了”。
    “我们一再受到心理学家的检查。他们试图适时地查出打算开小差的人来，然后就取消这些人的飞行资格。有些心理学家穿着飞行员的服装，休息的时候诱使我们卷入带有挑衅性的煽动谈话，以此来检验我们的坚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