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经济评论》文章：《克格勃在亚洲》（四） [复制链接]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对苏联声言莫斯科主要关心的是抵消中国的影响这一点，自然比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更为敏感。然而，目前在印尼的大约二百名俄国人（不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子女）中，只有四人会讲中国话和有点处理中国事务的实际经验。大约有一百三十名官员，其中三十多人会讲印尼语或荷兰语。在全体俄国人中，约有六十名情报特务，其中极少数人会讲中国话，但是其中却有三十五人会讲印尼话。
    在查明的俄国情报官员的名单中，没有一个人曾在中国工作过或者会讲中国话。看来他们把全部力量和注意力全都用在印尼内部事务上。菲律宾虽然一年前俄国在菲律宾只有两名官员，但是到一九七六年年中已有七名，乌尼拉必然会预料到俄国人要建立庞大的大使馆，而大使馆人员中至少会有三分之一是克格勃或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人员，其中大多数人会讲英语、西班牙语或他加禄语。
    阿尔希波夫是为了搜集情报而拍拍别人的肩背进行接触的一个典型。在莫斯科和马尼拉建立外交关系之前的时期，他担任的职务是颇为重要的。新建的苏联大使馆马上要设立完善的克格勃机构，这事使得阿尔希波夫成为多余的人。因而他在不久前返回莫斯科述职，也许要接受新的任命。
    阿尔希波夫在六十年代初第一次突然来到雅加达，很快就把一批天真的西方国家研究生聚集在他的周围，这些研究生帮助他了解印尼社会和经济问题，并且教他学习语言。后来他出版了一本很普通的关于印尼经济的书，他是根据第二手资料来写的，很可能主要的目的是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菲律宾特工人员却坦率地说，他们认为阿尔希波夫是克格勃特务，并监视他。香港香港的大多数人都无忧无虑地认为，他们的社会没有受到苏联间谍网的威胁，虽然居住在俯瞰码头的公寓里的那些人看到俄国船经常驶进驶出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怀疑。自从一九六○年中苏争执以来，克里姆林宫确实一直设法在香港弄到一个立足点。为了建立一个常设机构，他们至少个别地婉转地作了五次尝试——请求设立一个领事馆、一个贸易代表处、塔斯社分社、苏联民用航空公司飞机的着陆权和促进经常性的文化交流。然而，香港当局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因而始终拒绝了这一切的请求。他们还拒绝了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来访者的入境签证的申请。
    但是，克里姆林宫仍在想方设法，采用现在为人们所熟悉的诡计——利用苏联航运公司向香港修船业提议签订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把伪装成各种海员、造船工程师和海运官员的间谍派到香港。有两名造船工程师一次被允许暂时呆在香港监督修理工作，但是他们在一九七五年初离开了，至今没有人替代他们。
    十．年来，俄国人为了从香港煽动中国国内闹事和同不追随中国路线的左翼团体建立接触，曾作了许许多多次的尝试。
    一九六七年，当香港卷入动乱中的时候，据说苏联海员积极参与反华宣传和搜集情报的活动。
    一九七一年二月，俄国“苏联号”的船员在香港的一个船坞散发反华传单时被抓住了，查明有八个船员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下同——本刊注）远东大学东方语言系的“中国问题观察家”。
    一九七六年五月，苏联“海神号”拖船因“间谍船”的嫌疑而被拒绝进港。
    香港历史上最吸引人的间谍案之一表明事情同克格勃目前在日本的活动有联系。这个案件涉及托特罗夫，此人会讲流利的中国话。他是在莫斯科大学学的中文，在中苏分裂之前曾在北京任职。在一九七○年与一九七一年期间，他还在曼谷和东京任职。现今他以“二秘”身份回到了东京的大使馆。托特罗夫是倒霉的波利卡罗夫间谍网的“策划者”之一。这是克格勃要在东南亚建立的一个间谍网，但是阴谋失败了。
    一九七二年年中波利卡罗夫案件爆发了。这个案件牵涉到的还有两名苏联间谍和两个中国商人。
    案件牵涉到的另一个俄国人是楚纳耶夫。他的祖先是中国人，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苏联远东大学任讲师，用中文教毕业班，并给将要从事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的那些人上政治课。波利卡罗夫和楚纳耶夫两人扮成水手模样搭乘俄国“哈巴罗夫斯克号”轮船到达香港后的第六天，即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正在向一个中国商人“下达任务”的时候被当场抓住。
    令人吃惊的是，当波利卡罗夫被香港警察局侦探逮捕的时候，他的口袋里有一张克格勃计划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建立间谍组织的详细的蓝图。他和楚纳耶夫两人被告知他们在香港是“不受欢迎的人”之后，被押送回船。（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