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报道：《对杀虫药的新评价》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对杀虫药的新评价》，摘要如下：
    在一篇分析美国杀虫药为患的长篇报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华盛顿邮报》）中，结尾提到了中国近年发明的杀虫新办法。报告虽然并没有提出向中国学习，但意在言外，这个要求已经存在于字里行间了。
    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令人吃惊的是，其他国家在杀虫药以外设法寻找其它杀虫办法时，正在取得重大的进展，而这些办法在美国是甚少为人所知的。举例来说，中国每年都放出细小的寄生黄蜂，来攻击其他昆虫的卵。”
    文章并没有提到寄生黄蜂的作用和这一“以虫治虫”办法的发明人，但是大家知道，它所指的是中山大学教授蒲蛰龙，和他为了防治广东省东莞县荔枝树虫害而繁殖的平腹小蜂。
    蒲蛰龙是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动物学系的博士，在一九四九年回国。这些年来，他在昆虫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
    现在，香港人每年都可以吃到鲜美的荔枝，就与蒲蛰龙教授的努力有关。东莞是广东省荔枝种植最多的县份之一，当地果农过去是用捕捉和药杀的方法来防治荔枝蝽象，不仅费工、费钱，而且妨碍蜜蜂采蜜，影响蜂蜜产量，因此需要一种高效而经济的防治方法。蒲蛰龙不仅找到了在荔枝园放养平腹小蜂，用平腹小蜂消灭荔枝蝽象卵的办法，而且亲自动手用稻草盖起繁蜂室，大量繁殖这种小蜂，因而在一九七○年春夏间大面积放养和防治成功，一举歼灭了过去一向难以根治的蝽象害虫，使东莞荔枝获得丰收。现在，红荔挂满枝头的景象可以年年在东莞出现。
    在美国，防治虫害的办法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过分地依赖了杀虫药，初期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时间拖长之后，副作用便告出现，时到今天，除了为害农作物的昆虫已经逐渐获得适应杀虫药的能力之外，杀虫药本身对于人类的毒害也大量显现出来了。
    由于杀虫药的效力日减，而对人类的危害日增，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对于杀虫药的使用，现在发生了怀疑。
    在美国内部，关于杀虫药何者可以视为安全、何者应视为有害的辩论，始终不断。最近，有两种杀虫药引起了争论，因为它们都是破坏人类神经系统的化学品，而制造这两种化学品的工厂有很多工人患上麻痹症，据说便与产品的毒性有关。
    一九七○年，美国设立了环境保护局，开始衡量杀虫药的得失，看它们对农作物有多大好处，对人类有多大坏处，然后决定取舍。但是，杀虫药的品种过多，而这种衡量性的试验过慢，一时难以全部调查清楚。更加严重的问题则是，人体受到了杀虫药毒害之后，有时并非马上发作，而是经过长时期的潜伏，遇到一个诱因才发作出来。在这样情况之下追查工作就更加困难了。
    于是有人指出，灭绝害虫来挽救某些农作物或驱逐蝇蚊来清除某些疾病的办法还有很多，是否一定要用有毒的化学品来完成这一工作。用牺牲某些人性命的办法，来达到农业或医学上一定的成就，是否值得？
    国际发展局的人说，在一些国家中，杀虫药既可以用驱逐蚊蝇蜗牛来清除伤寒、虐疾等传染病，又可以消除蝗虫来使农业增产，何乐而不为。
    但在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环境问题工作者及公众舆论认为，这些成就只是暂时的成就，当害虫们有了适应能力之后，杀虫药的使用量就必须两倍或三倍的增加，才能将害虫治住。到了那时，杀虫药对害虫的作用日小，而对人类的危害就越来越大了。因此，长此以往，是得不偿失的。
    美国国际发展局在舆论的压力下，准备定出一些规章来，限定或停止某些危害人类的杀虫药的生产或出口，但这都属于表面文章，虚应故事。
    例如，滴滴涕自一九七二年起已经禁止在美国使用，一家美国公司却仍然继续生产和出口，销到外国使用，单是一九七五年，就卖出去四百万吨。前面所说的损害人类神经的杀虫药现在仍然卖到墨西哥、印尼及台湾使用。危害美国人的化学品，当然也会危害到其他的人，但这个问题并未在他们考虑之内。
    不少科学家指出，这一代的杀虫药已经到达了应该停止使用的时期。他们在试验中的动物身上发现了肿瘤，在人类肌肉组织上发现了杀虫药痕迹，因而得出结论，如果再不停止使用，会有更加难以处理的后遗症出现。
    有人以中美洲国家的实例作为比方。在那里，为了扑灭传染昏睡病的臭虫，普遍喷射了一种杀虫药，昏睡病固然截住了，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流行病——周期痉挛症，更加难以医治。
    美国近年来苍蝇增多，被认为是因为它对杀虫药的适应力和抵抗力已增强。斯里兰卡在几年前已经停止使用滴滴涕，因为它已不足以杀死疟蚊，以致当地疟疾流行症又告恢复。在中美洲，棉农过去在一季中只要喷射八次杀虫药就可以保证棉花不受虫害袭击，现在就是一季喷射四十次，也不能保证将害虫都能杀死。
    一位昆虫学家因此作了预测，如果再不改变对杀虫药的依赖或其使用法，那么，十年到二十年之内，将不会再有有效的杀虫药来应付害虫了。
    他们为什么寄望于在杀虫药以外寻找杀虫新办法，为什么提到“以虫治虫”的中国昆虫学家的成就，原因想必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