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专稿：《印度仍关押着十万人》 [复制链接]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三月五日发表利夫舒尔茨发自伦敦的专稿，题为《印度仍关押着十万人》，摘要如下：
    据保守的估计，现在在印度监狱里根据政府由于宣布紧急状态而取得的权力关押的政治犯超过十万人。
    英迪拉·甘地总理的中央政府没有公布在去年夏天宣布紧急状态后下令逮捕这些人的数字。但是，印度二十一个邦中的几个邦公布的犯人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了全国的数目有多大。
    在比哈尔邦、中央邦和北方邦，首席部长们和其他官员们公布的数字表明，现在根据紧急状态权力未经宣布罪状就关押的犯人有三千二百人。
    一般认为，在主要的一些抵制紧急状态的地方——古吉拉特邦、泰米尔纳德邦和首都德里地区——逮捕的人要相应多一些。
    在伦敦，大赦国际和其他一些密切注视犯人情况的组织的工作人员估计政治犯可能有二十万或者二十万以上。
    在比哈尔邦，监狱部长拉姆最近对当地一家报纸《印度民族》的记者诉苦说，原来只能关押二万零一百四十名犯人的各个监狱里现在关了共三万八千名各种各样的犯人。他要求中央政府同意释放一万名，但是看来没有任何答复。
    事实上，由于政府已一心一意要把紧急状态维持下去，所以看来已越来越不愿意释放政治犯了。
    最近在旁遮普邦昌迪加尔举行的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七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英·甘地提醒代表们说，宣布紧急状态“不是为了拯救英迪拉，而是为了拯救印度的完整”。
    代表们不愿意听，不愿用现在党内的新调子——“英迪拉已成了印度”——来恭维她。
    很多观察家曾经希望十一月她在印度最高法院获胜后会放松自己的统治。人民相信在她打赢官司之后，会开始释放很多被拘禁的人，放松新闻检查和准备大选。
    她不但不放松，反而大大加紧了紧急状态。在昌迪加尔举行的国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十二月结束之后，紧急状态无限期地延长了，议会选举至少推迟一年，把新闻检查扩大到各方面的新的新闻条例，禁止发表“有害的电讯”，同时撤销了印度记者一度享有的法定的豁免权，最重要的是，还在继续逮捕人。
    看来扩大紧急状态条例的指导思想是要有更多的时间来摧残剩下来的反对党势力。但是，英·甘地做的也许并不是整垮反对党而是在为将来制造更强硬、更激烈的反对集团。
    监狱里传出来的消息表明，犯人一般都还保持着坚决抵抗的精神。三个月来，当局一直要很多犯人签署保证自己不参加积极的政治活动的“保证书”，作为释放他们的二个条件。肯签字的人寥寥无几。
    在监狱外面，还在活动的反对党是分散的；他们受到政府的追捕。到印度去采访的外国记者，对没有比较有组织的反对感到意外。在去年七月以前，只有印度的马列主义的“纳萨尔巴里分子”才在追捕下过日子。现在受追捕的集团真是形形色色，从主张社会民主的社会党到人民同盟中的右派印度教徒，直到泰米尔纳德邦的地区性的德拉维达进步联邦都有。
    甘地显然是为了装样子而没有去动一些反对党议员。他们现在大多是心灰意冷、无能为力的人，他们在议员席上继续谴责紧急状态统治，结果他们讲的话却不准在报上发表。他们经常去同还留下来的外国记者接触，希望外面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话。他们当中比较敢言的人已经被关进监狱了。据信至少已有三十二名议员被捕，其中有几个是执政党的议员，如国大党“少壮派”领袖钱德拉·谢卡尔就是一个。
    在议会一月初开会时，共产党议员呼吁人民院新议长不要让议会成为“执政者的奴婢”，想以此博得稀稀拉拉坐在旁听席上的人（现在几乎不发什么旁听证了）的热烈反应。
    克什米尔的议员沙明站了起来，隔着过道狠狠地看了一眼总理，然后向其他议员说：“现在还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都是同样的奴婢。巴加特先生，你是一个被捆住了手脚的议长，这是一个被捆住了手脚的议会。我们现在都是英·甘地的议会的人。”甘地没有笑，很多人估计要是他不是谢赫·阿卜杜勒（有分立倾向的克什米尔邦的领导人）的亲密合作者，就会被关进监狱。
    总理的新闻秘书沙达尔·普拉萨德最近告诉我，所以迄今能压制得住不发生公开的抵抗，关键在于新闻检查取得了成功。
    社会党和劳工领导人乔治·费尔南德斯一直从地下鼓励印度人一家出一个人开展全国民众不合作运动。
    非暴力的民众不合作运动的战术同宣传和它产生的势头是有密切联系的。在两个月前，我从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的一家商店走出来，看见有十名年青的学生在喊：“打倒暴政。”他们很快被押进了囚车。这件事前后还不到五分钟。
    在十二月的另一天，我看见在新德里的主要街道议会街的两辆囚车，里面关了大约四十人。在把犯人们急急忙忙赶进警察局去的时候，他们都高喊反政府的口号。看来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或他们干了些什么事。这件事报纸上都没有报道。
    印度权力方程式中的最后一个重大的因素是印度的有百万之众的武装部队。军队仍然忠于政府，整个军官阶层希望避免卷入党派斗争。只要军队不应总理的要求插手党派斗争，它就将一如既往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是，如果国内爆发了骚动，就可能召军队去镇压。事实证明有些地区的警察部队有时靠不住。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北方邦甚至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警察哗变。在泰米尔纳德邦，一月底实施了中央政府治理之后，已由准军队的中央后备警察代替当地的警察部队负责保安工作。
    新德里陆军司令部的一位低级军官最近向我吐露了，他本人和他的几个伙伴对甘地的儿子要在首都周围建立“防疫线”的计划的不悦。虽然桑贾伊没有官方职位，但在新德里市政机关里拥有很大的权势。
    六个月来，他是厉行清除贫民窟的计划（拆除首都半径三十英里范围内的一切“违章建筑”）的主要人物。
    德里几千户最穷的家庭的那些东倒西歪的房子被拆除了，他们没有住的地方，被押送到了城外的空地上。
    对小甘地“整顿市容”计划的反感表明：总理现在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处理同军队的关系，不要弄得要它放弃它所珍视的精神（用一位退休军官的话来说就是“军队首先要是正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