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文章：《美经济学界的变化》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美经济学界的变化》，摘要如下：
    前几天，《洛杉矶时报》报道，在美国各大学府的经济系中，马克思经济学派正在抬头，伸进了传统的近代经济学派的势力范围。这是一件很引人瞩目的新闻。
    回想一下，也有几宗背景材料可以作为《洛杉矶时报》报道的佐证。
    第一是左翼经济学者保罗·史威齐的地位的变化。
    保罗·史威齐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之后一直在《每月评论》社担任负责编辑。由于他的思想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因此在美国经济学界里，一向被认为是个异端分子，一般的美国经济学家甚至把他列为敌人来看待。但是，到了前年，情况有所转变，保罗·史威齐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理事，名字也经常在被称为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月刊出现了。
    第二则是美国这一次经济危机持续了二十几个月，成为战后时间最长、情况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被称为正统派的经济学者的预测，一再不能兑现；他们所开出的药方，也接连被证明毫无效用。直到目前，怎样能够挽救两病齐发——生产衰退、通货膨胀严重的现象，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就在去年，美国经济学界里有人喊出要在自由经济中安排一些“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最强大堡垒的美国里，竟然出现了“计划经济”这四个字，也可以称为新事。
    当然，上面这两件事并不能表现出，美国经济学界已经对于左翼经济学派加以如何肯定或容纳。不过，这样的事起码已经可以使人嗅到，就是他们自己也对于一向被视为传统和正统的近代经济学发生某些疑虑了。
    《洛杉矶时报》这篇报道是这样写的：
    “最近，美国的传统经济学家，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面对着信奉马克思经济学的急进派学者的挑战。二十年前，急进派在著名学府中能维持着一个人就算很好的了，而且就算如此，大学当局也会遭受到校友会或董事会的压力，要求将此人解雇。可是现在，一流大学中几乎起码都有一名急进派学者，经济研究机构中则人数更为增多了。
    “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河边分校急进派经济学家亨特教授说，在一九六二、六三年时，急进派在全美国大学中不足二十人，现在则有两千人（半数是研究院学生）。他们的见解各式各样，但大都是倾向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甚至组织了‘急进的政治经济学者联盟’。谈到急进派抬头的原因，该校的舍尔曼教授举出了越南战争的影响。‘突然，人人理解了急进派的批判，开始认识到，这场战争是制度引致出来的。’
    “该校的拉恩萨姆教授说，‘急进派学者把经济学同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是抬头的原因。’他们把滞胀（即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失业、公害、对女性和少数民族的歧视等等现实问题，都用马克思观点来分析。学生们因而趋之若鹜，认为耳目一新。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等等著名大学的经济学系，一向是自由派经济学家据点，保守派经济学家则以芝加哥大学等一流学府为根据地。最近，两方面都受到急进派扩张的压力。麻省理工学院的桑穆尔逊教授（一九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预测，‘急进派是现在的重要潮流，最近的将来，他们的研究活动将有大成果。’
    “急进派不是没有遭到压力。亨特教授自信，‘阻力虽多，再有七八年，急进派经济学的地盘可以巩固了’。”
    《洛杉矶时报》在这段报道中忘记提及一件事，那就是今年偏巧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两本圭臬著作的纪念年份。亚当·史密斯的《原富论》在一七七六年出版，今年是出版二百周年。约翰·Ｍ·凯恩斯的《通论》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今年是出版四十周年。
    亚当·史密斯的《原富论》，按照当时与地主阶级进行对抗的资产阶级的需要，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一种完整的体系，因此多年来一直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它把经济自由作为基本观念，反对一切阻碍经济自由的政策和学说，并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和经济政策。
    凯恩斯的经济学则出现在一九二九年西方经济大危机之后。垄断资产阶级把希望寄托在国家调节经济和干预经济生活上面，因此，凯恩斯公开主张抛弃自由放任政策，竭力主张扩大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实行国家调节经济、干预经济生活，认为这是挽救资本主义的唯一办法。
    这几十年来，被称为“新经济学”的凯恩斯经济学，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中占着垄断地位。但是，这一次西方经济危机使得人们对于凯恩斯的学说产生了幻灭感。用国家调节经济、用一定的通货膨胀刺激生产的办法失掉了作用。
    美国急进派经济学者口中的“计划经济”，实质到底是什么，还有待观察和分析。但是，在倡导自由经济的《原富论》一书发表整二百年、被认为起死回生的凯恩斯“新经济学”理论——《通论》一书发表整四十年的今天，“计划经济”论却在美国经济学界中出现了，这个趋势，如果不是对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学的否定，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