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畅述新旧中国见闻（四 完） [复制链接]

    整个一九四九年的夏天，我们都可见到北平人民和解放军忙碌地替北平来一个大扫除，他们把杂草丛生蚊虫孳长的污水沟、护城河里的淤泥挖去，把横街窄巷里堆积如小丘的垃圾清除。人们把这些垃圾运到市郊去，给农民作肥料。
    其实，不单北平在进行清洁卫生的工作，整个华北解放区同样进行这样的工作。
    一次我从冀南的衡水乘火车往鲁北的德州市，火车上的乘客多是农民，列车服务员便利用旅程中的时间，向农民讲授接生的卫生知识。以前农民由于欠缺卫生知识，很多婴儿在诞生时便死于细菌感染或破伤风，这种火车上的卫生课对农民当然有很大的裨益。
    一九四九年秋天，解放军势如破竹地向南推进，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先后解放。十月一日，我从邯郸购买汽油回冀衡农场的途中，那天下午，整个原野响起连串爆竹声，此起彼落的回荡不散。原来这天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毛主席正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拖拉机训练班已迁至离北京东门十英里的双桥，后来农业部在那里成立农业机械化学校，这是农业机械大学的前身。北京农业机械厂也在那时建立起来。从四九年至五三年，共有五十多个国营农场成立，分别开垦河南的黄泛区、河北冀县邯郸一带、察哈尔附近和东北的北大荒等地。而最大的国营农场，是位于冀东天津至唐山中间的芦台国营农场，人们在渤海湾一带填海造田，农场的面积达五万亩，都是用机械插秧和收割的水稻田。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离华返美。我最近一次重访中国是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在这次访问里，周总理会见了我们一家人。在北京期间，我曾到长辛店的内燃机车厂蹲点五个星期，在清华大学逗留了三个星期；并曾到大寨劳动了一个月，到久别的山西长治市附近的张庄生活了两个半月。在几个月内，目睹了中国自一九五三年我离开以来的巨变。
    在农业方面，中国已从个体农业变为公社化的集体农业。今天，很多人以为新中国农业公社化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当我们回想起二十年前中国还是小农经济的时候，便觉得中国这项努力并不简单，因为它开创了人类社会变革史上的先河。而这个变革，现在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我记得一九五三年离开中国之前，每块农田的面积还小于一亩，但我在一九七一年的旅程中，再见不到小块分散的农田，而是每块面积达二十至五十亩的农田。在华北的上空，从飞机俯瞰下去，到处都是连绵不断的田野，山坡上都筑了梯田，与国民党时期的荒地遍野、牛山濯濯的景象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二十年来，农业产量不断提高，七一年的粮食产量比五二年增产一倍多。先进单位如大寨的产量更增加达十倍，落后的农村如我工作过的张庄也增产两倍。
    提起张庄，我想谈谈它的变化。在一九五二年，张庄的亩产不超过一百斤，七一年亩产已达三百斤。当然，它不是一个先进单位，但已有一定的进步。去年张庄的社员很高兴的写信告诉我，他们去年的亩产已超五百斤，并立下决心要跨过长江——即亩产八百斤。现在张庄是一个生产大队，拥有卫生院、学校、电力供应，还购买了拖拉机。在副业方面，他们开垦了六个菜园，生产足供整个大队成年的需要，平均每个家庭都养有一头猪，并建了一间由三个年青妇女管理的小型机械化粮食加工厂。
    这样的变化是怎样得来的？当然是农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成果。还有，张庄农民坚持学大寨的努力，也是加速张庄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在学大寨的过程中，也经过一番斗争的，他们曾经先后派过三个代表团到大寨学习，第一次只学到大寨建了很多新房子，第二次只学到大寨是以大队作核算单位，结果，这两次的学习没有带来什么成果。第三次是在一九七一年，当时我刚好在张庄参观，他们这次成功地学到了大寨发展的经验，就是在于坚持政治挂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的路线走对了头，生产也跟着搞了上去。
    最后，我想概括一下，一九七一年的访问在我脑海里留下四个鲜明的印象。第一，中国的工农业建设和社会改革（如教育、医疗、意识形态等领域）正以高速度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二，在这些发展里，并非所有单位都能步伐一致的，他们之间有先进、中间、落后，但是大部分落后的单位，都有向先进单位学习、决心迎头赶上的志气；第三，中国人民不但在改造客观世界，他们还不断改造自己，我不能说每个中国人民都改造得很好，但我敢说他们每人都是整个中国的巨变中的一部分。在这个巨变里，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成为世界上最具政治觉悟的人民。例如无论在内燃机车厂中，或在张庄、大寨的田头，我都见到工人农民每天有一定的学习时间，阅读报纸、学习理论和讨论政治，这在美国的工厂和农庄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第四，阶级斗争、三大差别还存在，这是毛主席为什么不断提醒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