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的六年》（上）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从七月十八日到八月一日连载该报驻莫斯科记者熊田全宏的苏联观感，总题目是《在莫斯科的六年》，摘要如下：
    前往莫斯科赴任以来，已经六年，在此期间，围绕着苏联社会的国际环境，有了重大发展。东西方和平共处似乎已完全落实，苏联的生活情况，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下面让我们如实地看一看俄国人及其内心以及生活和政治的片断吧。效率低在我去莫斯科赴任时，有人曾说，苏联“是个效率不高、服务态度不好的地方”。
    来到以后，觉得确实如此。“效率低”存在于苏联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被称为“效率低”的苏联社会里，确实也有“效率高”的部分。在国家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等用肉眼看不见的部分，也许正在发挥着超过西方社会的“效率”。
    莫斯科的生活结构并不象表面所看到的那样单纯、愉快。譬如说，在莫斯科生活中，动辄就需要“信件”。俄语叫ПИＣｂＭＯ，当然不是“私人信件”，译为“公函”是贴切的。
    有一次我想买睡觉用的枕头，但在街上怎么找也没有碰到。于是，我就问家具店的负责人：您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呢？这位负责人说：“请写个信件吧。”我很快就写了一封“信”，说“由于××原因，我需要买三个枕头，请协助解决”。这种信是不能邮的，要如期交给负责人。过一些时候，打电话来说：“您想买的枕头今天出售，请直接向柜台主任提出。”这样，才免去了在柜台前排长队，买到了漂亮的鸭绒枕头。
    “信”的效力实在大，一经写好，只要等着就行了。对我们来说，这真是相当高的“效率”。我曾认为这种制度只适用于外国人，但似乎并非如此。根据在苏联社会中处于各种地位的人和情况，似乎也写这种满“有效”的“信”。
    我一共写了多少封这种“信”呢？赴任以来，在最初的两年里，写了一百三十八封，平均每工作四天写一封。物资不足有人说苏联没有东西。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驻莫斯科的西方人的日用品大半都是从本国或西欧进口的。从手纸到餐具和家具，什么都进口，这在日本也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如果追问苏联果真是一个真正没有东西的国家吗？那大概只能回答“否”。必需的、普通的东西大抵都是“有”的。但是没有成品。冰鞋也看不到成品。要分别购买鞋和刀，然后再合二而一。
    由于这种生活现实，难于买到的“东西”多得“成堆”。想立即使用的“东西”如果不能马上到手，那么“东西”的价值就等于零。在这种意义上说，苏联仍然是一个“没有东西”的国家。
    报纸上也经常刊登走后门和揩油等投机犯罪的消息。一位从日本去苏联旅行的德高望重的社会评论家在看到苏联的这种现状之后说：“万恶之源在于没有东西。”这确实是一面之理。
    不过，另一方面，截然相反的判断也站得住脚。譬如说，普通居民为了相应地克服这种物资不足，总是眼睛盯着商店过日子。一旦在路上遇到卖什么，就沉甸甸地买上一网兜，包括自己家的和亲密朋友的。这样，只要有几个“彼此都熟悉的朋友”，也就满可以对付物资不足了。规章和灵活性任何国家都有“规则毕竟是规则”这样一些规章。如何运用这种极其死板的规则，则因时因人而异。即使社会主义的苏联，也无非是人的集合体。即使有死板的“规则”，也经常有意想不到的“灵活性”。
    对“灵活性”的答谢已蔚然成风，贿赂行为已成为家常便饭。许多外部人对这种现象持批判态度。的确如此。在莫斯科，一般地说，‘‘无论求人买什么，都要先送一瓶伏特加”。对俄国人来说，“‘规章和灵活性”是“‘腹和背”的关系。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