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国策》刊登平岩武郎的文章：《苏联凌厉的亚洲战略，大批调动秘密情报人员》（中） [复制链接]

印度尼西亚最近，苏联重视东南亚的外交战略给人以鲜明印象的是对印度尼西亚的“卷土重来”。苏联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自从一九六五年的“反共政变”以来，已处于冻结状态。但是，从越南战争朝着结束的方向发展的一九七二年前后开始又出现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动向。中国已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并重建态势，克里姆林宫想要事前阻止中国在东南亚恢复关系的企图是促进它重新接近印度尼西亚的动机。
    去年三月，苏联副外长费留宾访问雅加达历时一周的使命，就是具体地实现同印度尼西亚改善关系。苏联的高级外交官员正式访问印度尼西亚，自一九六五年以来实际上已相隔八年，派苏联外交部中仅次于外长葛罗米柯的这位副外长到雅加达去，这表明了苏联领导集团要同印度尼西亚恢复和解关系的非同一般的决心。
    费留宾副外长在雅加达逗留时同马利克外长进行了两次会谈，会谈时这位副外长努力消除印度尼西亚方面对苏联海军扩张到印度洋的担心，还对印度尼西亚主张的领海为十二海里与“群岛理论”表示了好感。
    就恢复两国间的业务合作达成了缔结新贸易协定的协议。这个新贸易协定，在这位副外长回国后不久，就又由到雅加达访问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格里申同印度尼西亚方面正式签署而成立了。其结果，使苏联开始了对印度尼西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援助。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这次是由马利克外长访苏，在同葛罗米柯外长的会谈中，取得了接受苏联技术人员的一致意见，打开了同苏联关系更为密切的道路。孟加拉国在南亚，对新兴独立国家孟加拉国进行了活跃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支持。苏联在造成孟加拉国独立的一九七一年印巴战争中积极袒护印度，由于印度的胜利，造成了它在印度次大陆更加稳固的立脚点，从而处于比支援了巴基斯坦的中国更加有利的地位。
    特别是从孟加拉国独立后不久就果断地开始了向那里扩张的活动，一方面派出几千名苏联技术员和工人参加恢复由于战争而遭到破坏的吉大港的工程，另一方面，苏联的直升飞机秘密出动镇压亲北京的游击队，在阻止亲北京的游击队的东山再起方面也帮了忙。
    而且，起用前副外长安德烈·弗明这个高级外交官为驻达卡大使，并派遣了几名苏联共产党高级工作人员到达卡，担负着不让孟加拉国的工会组织、青年组织染上毛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些都只是致力于把孟加拉国置于苏联影响之下的表现。
    香港在东北亚和远东，苏联对香港和韩国的微妙的动向已隐约可见，据说，特别是在香港，为了刺探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最近苏联情报机关的活动突然惹人注目了。当然，香港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再加上香港当局的态度也很严厉，严格限制苏联人入境香港。尽管如此，有时还是准许以修理为名的苏联船只进港。苏联着眼的是，苏联的这些船只可以自由出入香港码头，打扮成船员的苏联情报机关人员巧妙地潜入香港市内，拼命地训练中国人成为驯服地提供情报的人，以刺探中国大陆的政治动向。
    这些苏联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的远东大学学完中文课程的中国问题的专家。苏联对香港战略的终极目的是设置领事馆，而其本意则在于使香港继曼谷之后成为现在搜集中国情报的一个中心。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馆员的活动，实际上处在中国官方的监视之下，因此，对苏联来说，香港作为搜集情报的基地的重要性，今后将日益增加。
    台湾随着同中国的对立的加剧，苏联已开始对台湾投出微妙的眼光。当然，苏联并不公开承认“两个中国”。但是，如果中苏对立今后仍长期持续下去的话，克里姆林宫对台湾的态度就不只是照现在那样发展下去就完了。这是驻莫斯科的西方外交官们的占上风的看法。
    暗示苏联有接近台湾这个意图的动向的，是一九七○年秋天莫斯科驻伦敦《新闻晚报》记者路易斯秘密访问台北这个事实。
    在最近的将来，虽然不会出现苏联同台湾建立邦交这种过激的大转弯，但是，当中国谴责苏联达到更加炽烈，国家间的对立仍长期持续下去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更加正式地接近台湾，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