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访华报告：《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分之一世纪》（七） [复制链接]

    至于高等教育，从各方面说，都还没有一定的看法。我曾去访问过北京大学，该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万名学生，各科学习期限五年到六年不等。现在该校有五千名学生，各科一般学习三年。学习结束后，没有学位，而是发给证书。学生的费用由国家负担，必要时还发些零用钱。学生是从公社、工厂和部队中选拔出来的。在批准入学时，学员必须获得在一起劳动或当兵的人们的推荐，这是最主要的条件。目前进大学的人都不超过初中的水平（受过七年教育），上完初中之后，在工厂、农村或部队又干了几年。入学名额按地区分配，申请升学的人，由当地的委员会审核，在全国都是一样。升学的青年中女的占三分之一，国家有意识地增加女青年升学的比例。目前北京大学有四名学生来自美国。
    虽然关于教育制度的辩论还在进行，但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人们能在社会上起更富于建设性的作用，这一点看来是不会改变的。争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安置和最充分地利用有天赋的学生和教师，而不致于再度产生微薄的知识分子优越感。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解决。当前的情况是：在全国范围内，即便是边远地区，都普遍施行免费教育，目的是向年轻一代灌输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并且也培养他们照这样去做的基本技能。农业
    人民共和国最惊人的发展就是农业。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而中国全部的陆地面积只有百分之十一是农田。但是中国生产的粮食足够八亿人吃。中国既出口粮食，也进口粮食。这方面没有统计数字，因此对中国粮食生产的情况还得不出确切的结论。但是中国当局宣布中国已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外国的观察家也同意这点。目前在全国各地都在储存粮食。
    根据中国发表的数字，一九七三年中国粮食产量在二亿五千万吨以上，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倍。一九七四年虽然有严重干旱，粮食的收成还是打破了纪录。
    在中国一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都住在公社里，其规模大小不一。每一个公社都尽可能地做到自给自足，自己制造农具、化肥，有的还制造小型拖拉机和其他农机，以及各种日用消费品。据估计，中国使用的肥料，百分之七十五仍然是绿肥和粪肥，现在正在提高化肥的产量。在中国，人的排泄物被当成财富来使用，而不是让它沾污河流或沿海水域。在北京，人们扫雪时把人行道上的雪堆到沿街的树根周围，充分利用它的水份和养份，人们称为“穹法上肥”。这种保存和回收的技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最近据一批美国农业科学家的报告说，目前中国使用的化肥，一半来自“后院工厂”，这些工厂从煤、焦炭和水中提炼碳酸氢。在别的国家里，这种东西一般是不用来做肥料的。据说这种方法可以直接介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使用。中国已从国外订购了十三个大型化肥厂的成套设备，准备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先后投产。
    中国的农民不荒废一寸可耕之地，并且通过水利工程的排灌系统和大规模的平整土地，增加了可生产的土地。他们正在把大山变成丘陵，并开始把已经开辟好的梯田进一步变成小平原，更有利于机耕。新的技术很快就得到推广，各个公社根据当地水、土、地形、气候、机械化程度和劳动力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运用这些新技术。我离开中国的那一天，中国宣布了在广东的一块试验田上，已经成功地在一年之内，生长三季水稻和一季麦子。一年之内收四季粮食，确实是一个空前的成就。在中国，农业耕作使用大量劳动力，机械化的程度远远低于美国，也不象美国那样依靠石油和化肥。男人和妇女仍然要用体力担重活，同时也使用水牛、驴子、卡车及拖拉机。为了增产，首先就得搞机械化，但是在我所访问的地区，用机器代替人力和畜力还刚刚开始。
    公社制度的作用。一方面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一方面是使全国的农民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公社下面分生产大队，大队下面分生产队。各级都自成一个经济单位，推动生产。一个生产队一般有三十到四十户，每一户有一小块自留地可以种菜，养猪或其他家禽家畜。
    公社的住宅都属社员自己的，和城市里情况正相反，城市居民的住宅几乎全部都是由国家租给各户使用的。在农村可以从公社买砖、水泥、木料和其他建材，有时用户可以获得津贴或贷款，用来购买这些材料。一般盖一间房需用三百到三百五十美元。社员大家都互相帮忙盖房，一户的老人去世之后，房子可以由家属继承，如果住户他迁，也可以通过公社把房子卖掉。房主不得出租房子。
    每个公社每年按照国家计划承担一定的产量定额，五年之内定额不变。国家收很低的农业税，每年生产的粮、棉或其他农产品，都按定额和定价卖给国家。超产部分可以高于定价的价格卖给国家，也可以由公社自己储存起来，或者多分给社员一些。在河南省新乡地区，我曾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一九七四年国家分配给该区的粮食定额是两亿八千六百万磅，实际产量是四十四亿磅，在超产部分中，公社社员们同意多卖给国家三亿七千四百万磅，剩下的由他们自己使用和储存。（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