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文章《日本电影界这一年》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二十四日发表龚念年的一篇评日本电影的文章，题为《日本电影界这一年》，摘要如下：
    今年年初，日本电影界曾经流行一句话，“今年大概是电影复兴年了。”这是一句充满渴望和期待的话。
    当时，日本虽然出现了石油恐慌，经济上有波动，但大都市电影院的观众突增多，甚至有些电影院出现了拥挤不堪的现象。当时上演的几部影片，例如表现暴力团体火并的《无仁义之战》、表现大恐慌的《日本沉没》等，都吸引了不少观众。于是有人面有得色，认为“影片还能顶得这经济萧条”。
    但是，一年将竣，回顾全年，一九七四年仍然算不得什么复兴年。自从一九六九年日本电影界走下坡之后，观众一年年减少。日本人口已近一亿一千万人，平均起来，连同老弱妇孺都算在内，每一名日本人一年之中只进过一点八次电影院。这与一人每年看十二场电影的最高纪录比较起来，相距太远了。
    日本的通货膨胀现象与此当然有关。三天以前，日本银行有一个数字发表出来，在一一九七四年中，日本的钞票的发行量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达到十一兆九千五百亿元，其中，最大的万元额钞票占总发行金额的百分之八十，这当然刺激了物价上涨。看一场电影，一流电影院最贵的票价高达一千二百元，就是减价的学生票，也要三百元。
    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影片的本身缺乏吸引力，用日本评论员自己的话来说，“从质量上看，一九七四年日本电影界继续低沉。有哪一部可以作为日本电影史上划时期作品而可以长存呢？很难有充分自信可以提出名来的作品。”
    《日本沉没》固然吸引了上百万观众，而且持续放映较久，但那是由于主题表现的是日本列岛今后能否存在的问题，引起了观众的关注。这种主题不能一再使用，所以它的叫座能力只能作为孤立现象来看待。
    比较吸引人的几部影片，如《华丽的一家》、《砂之器》、《山打根八号妓院》等，其实都是由已经出名的小说改编过来的。《华丽的一家》作者是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砂之器》的作者则是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这两本小说都有以影射事实的社会现象为背景。《山打根八号妓院》写的是日本妇女在东南亚充当娼妓、流落该地长年望乡的情况，也是一本畅销书。因此，这几部影片的叫座能力并非来自影片的本身，而是来自原著。这种现象，被认为是表现出日本电影编剧的极度贫血。
    与此相反，则日本电影界的迎合观众现象越来越为严重，因此，暴力与色情影片仍然不绝。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加以暴露和批评的影片则少而又少。略微出现了一些新风的是穿插着风俗习惯的故事片，虽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总胜过前者多多了。
    再有一种则是电视转为电影的影片，这比香港出现的一股风也颇有相似之处。影片中起用了经常在萤光屏上见面的电视演员，制作采取了片集中加旁白以便浓缩剧情和描绘心理的手法，由于过于粗制滥造，而且同每天出现在电视上的演出太过相象，以致失去了观众。
    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受到推荐的作品。例如今年已放映的《小林多喜二》，和已告完成尚未放映的《从医学来看水俣病》。
    小林多喜二是日本著名的革命作家，最出名的小说有《蟹工船》、《在外地主》、《沼尾村》等，写渔民、农民、工人的生活有高度的思想性，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一九七三年是他诞生七十周年，也是他遇害四十周年，所以独立制片的电影界组织了“多喜二制片公司”拍摄了这部传记片来纪念他，于今年推出放映。不过，大电影院却在垄断影片公司的手中，这部片子只能在各地方的会堂或社会中心与观众见面。
    “水俣病”是日本近年一桩大事，在水俣镇附近，一家硝酸工厂向外排除污水，污水中的水银污染了附近的河流，以致附近居民大量患了无名病症，长年昏迷者有之，四肢瘫痪者有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种罕见的病症因此以水俣为名，成为近年来日本最大公害案件中之一宗。去年，法院虽然判决该工厂有罪，着令赔款，但病人的长年痛苦，又岂是金钱所能偿还得了。《从医学来看水俣病》，便是这一公害病症的纪录片，分第一、第二两部，由医学角度将病人详细病情、缠绵病床的苦难等等介绍给观众，作为对不顾人民健康的公害的沉重控诉。
    一九七四年的日本电影界，还有一件事应该一提，那就是有两部反华影片以苏日合作的方式拍摄，但还未上映。在此以前，苏日合作影片只有一部《小逃亡者》，前年又拍了《莫斯科之恋》。现在一下子有两部苏日合作影片分别制作，这里面就不无蹊跷了。
    这两部影片，一部是《战争和人》第三部，由日本公司制作，由苏联借出伏尔加格勒为外景地点。另一部是《德尔苏·乌扎拉》，由苏联莫斯科片厂摄制，由日本一名导演撰写剧本、并到莫斯科主执导演筒。《战争和人》是以东三省、伪“满洲国”为背景，《德尔苏·乌扎拉》是以沙俄军官到乌苏里地区探险为内容。大家看了这两个地名，也就明白影片要讲的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