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刊登佐尔扎文章：《在勃列日涅夫之后……？》 [复制链接]

    说随着勃列日涅夫生病，苏面临接班的问题，这不仅是一场争夺最高职位的斗争，同时也涉及到政策上的分歧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十二日刊登维克托·佐尔扎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在勃列日涅夫之后……？》，摘要如下：
    显然，随着勃列日涅夫生病——苏联报纸上没有报道此事——继承问题在克里姆林宫中引起了争执。最可能接替他的是谁呢？三个主要的竞争者目前围绕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问题展开的斗争很可能涉及三个人，其中安德烈·基里连科处于最突出的地位。当勃列日涅夫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经常代替勃列日涅夫行使职务。
    情报分析家一致认为，基里连科是迄今政治局成员中身体最健康，精力最充沛的一个人。他比勃列日涅夫大九个月，后者刚刚庆祝过他的六十八岁寿辰。但是由于基里连科年纪已很老，据认为他比较可能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之类的机构，并为勃列日涅夫所保护的费·库拉科夫保持这个职位，直到这个现年五十六岁的较年轻的人获得了执掌大权的经验和名望时再让位给他。
    大多数分析家同意这样的看法：亚历山大·谢列平（他在勃列日涅夫任党主要书记的头几年中就明白地显出了想获得这个职位的欲望）在政治局这个最高统治机构里的地位已大大下降，以致目前并不是一个当真会竞争权力的竞争者。他现年五十六岁，比库拉科夫只大几个月，据认为，他充其量将来只是向勃列日涅夫所提名的人提出挑战而已，如果，害怕他的野心的那些人容许他在政治局里呆得那么久的话。
    因此，这是一种常规的英明做法，如果一切事情象勃列日涅夫所希望的那样发展，这就是可能发生的情况。
    但是继承问题很少是按照行将下台的领导人的意图发展的，除非他在退休之前就真正把权力交给他所选择的那个人物，并给予他足够的时间来巩固他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没有这样做，也许他害怕基里连科可能利用这种权力在他还不准备下台之前就把他搞掉，象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做的那样。但是即令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这个教训，他目前的病仍然可能迫使他象赫鲁晓夫那样把他的一些权力交出去。因为据权威的苏联人士透露，他的糟糕的健康状况若干时候以来就迫使他把他的工作周减少到三天左右的时间了。
    争取继承勃列日涅夫的斗争很可能若干时候来就一直在进行了。克里姆林宫就许多重大政策问题展开的辩论不可能与此无关。从苏联报纸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在进行这种辩论。
    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军备控制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勃列日涅夫的观点终于占了上风。在其他问题上，特别是在国内政策和经济问题上，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一再作出让步。谢列平在上升当这种斗争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后面进行的时候，人们得到证据证明，克里姆林宫学还未消亡，它要求研究《真理报》刊登的领导人的集体照片。
    上月，在前排坐的是五巨头，首先是勃列日涅夫，他的右边是柯西金总理、波德戈尔内主席、党理论家米·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谢列平在若干时候以前就退居后座，而库拉科夫升到了第二排，这同他作为勃列日涅夫的宠儿而提升是一致的。但是在十二月份，谢列平上升到了第二排，库拉科夫退到了第三排。谁也无法肯定地说，这预示在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组合方面起了什么变化。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无疑的：自从一九六五年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的谢列平在权力游戏中又卷土重来了——并且是在勇往直前。
    很难设想勃列日涅夫会甘心情愿地让谢列平在这方面取得某种进展。但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勃列日涅夫是不那么有精力抵制谢列平或其支持者的一种图谋的：即谢列平要把他自己推向前去，谢列平的支持者也要把他推向前去，以便在时间来得及的时候阻止住库拉科夫。
    谢列平目前是工会主席，同外国人的接触比较多。同谢列平见过面的某些西方人发现他漂亮、机敏，是苏联领导人中最有才智的一个人，也许柯西金除外。他过去的经历使人们可以设想，尽管他有斯大林主义的声誉，如果他要爬到高位，他可能变成一个非斯大林化者，虽然他很可能利用他的强硬路线形象来赢得强硬路线占优势的官僚机构的支持，象赫鲁晓夫所做的那样。
    人们对库拉科夫知道得比较少，库拉科夫出国不多，甚至在苏联也很少接见外国人。但一旦他同西方人接触——比方说在为了最高级会晤而进行访问期间——他便给人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聪明、擅于社交的人。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方面，他比他的某些上级更为自在。他在地方上担任党的书记，以及最近担任负责农业的党书记的工作表现，表明他既是一位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也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
    作为政治局的成员，库拉科夫参加了某些关于外交、军事和工业政策的辩论和决定，但他在管理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领域方面都没有直接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他还需要二至四年的时间在管理外交政策的这些关键领域方面取得某些经验，因而在过渡时期仍然由基里连科暂时执掌大权的原因之一。
    如果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这场争夺接班的斗争仅仅是一场争夺权力、争夺最高职位的斗争，那将是错误的。争夺接替列宁和斯大林的斗争是那么一种情况，但这些斗争也是政策上的斗争，赫鲁晓夫垮台之前的那场权力之争也是如此。很难——或许不可能——说这种权力之争到什么地方结束，这种政策上的斗争从什么地方开始。你要执行你所赞成的政策，你就必须拥有权力——要在克里姆林宫取得权力，你就必须使官僚机构中一些重要部门的人物支持你所提倡的政策。
    这种涉及权力和政策的斗争总是在克里姆林宫中进行的，但在国际或国内危机的时候，这种斗争便更为激烈，因为只有在那时候，政策改变的可能性最大，只有在那时候才最容易对现已确立其地位的那些掌权者提出挑战。（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比方说，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爆发之后，曾有迹象表明出现过这样的斗争，有迹象表明勃列日涅夫的地位曾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原定本月对埃及的访问被取消了，看来健康状况只是一部分原因，因为围绕此事的各种情况以及此事被公布的方式表明，这对勃列日涅夫的政策是一个打击。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大概终于取胜了，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更难于同他们开展斗争——这也可能是他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国内政策问题上遭受到一些几乎不加掩饰的失败的原因。
    在莫斯科，当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一项措施遭到失败的时候，报纸上对此甚至连提都不提——尽管如此，从已发表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仍可看出来。比方说，若干年内勃列日涅夫曾公开显示自己是制定一部苏联新宪法的首要倡导者，这部新宪法将正式规定苏联人民享有“民主的”自由。一九七二年，他曾宣布宪法草案今年发表，这样便能在下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及时公布，供公众讨论，在公众讨论后，这项草案便提交人民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公民投票”。有些迹象表明，党机构中某些更为保守的成员反对这样做，他们似乎宁愿比较从容不迫地处理此事。一场全国范围的辩论和公民投票将会鼓励“反对派民主势力”的比较勇敢的精神，这些“反对派民主势力”持有索尔仁尼琴或者萨哈罗夫的观点，他们并不害怕通过“私下出版”的秘密刊物来宣传他们的观点，也不害怕在公众集会上站起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当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二年的广播讲话终于发表的时候，举行公民投票的提法被删去了。但这个建议本身继续得到宣扬，这种做法表明，勃列日涅夫有心要作为还给苏联制定了一部堂堂皇皇的新宪法的人物名垂史册。在以后的几年内，《真理报》通过一年一度在宪法节发表的文章谈起宪法，让人们知道制定宪法的工作正在继续进行——但这种惯常的提法在上月发表的纪念社论中却无处可觅。对于了解内情者来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勃列日涅夫心爱的建议之一可能已被抛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自己似乎无法挽救这项建议。幕后的辩论这个信号是在勃列日涅夫取消他的埃及之行和他就犹太人移居国外问题向基辛格作出的保证公开收回的同一个月内出现的。这个信号也是在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生病的同时发出的。由于他取消了日益增多的同外宾的会见，他患病的迹象就变得明显了。但是他的政治病在这之前早就开始了——他身体上的病看来也是如此。
    一九七三年底他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一篇辩论性的发言中，建议对整个的经济管理和制定计划的制度作一番根本的改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目前正在执行一项新的经济改革计划，而且确实也没有迹象表明已制定那样一个计划。另一方面，在苏联报纸上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迹象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保守派和改革派还在继续辩论。但是他的计划不是被挫败，就是被束之高阁——两者是一回事，如同他关于起草宪法的建议和去年三月份关于改革国家农业管理制度的建议的遭遇一样。
    当党的声明——例如上月的声明——号召官僚机构按照党中央的决议和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办事的时候，分析家似乎有理由断定，这纯粹是证实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实力，前不久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上已可明显看出他的政治实力。但是当人们认识到过去类似的声明强调勃列日涅夫的作用的时候，现在强调中央委员会在制定政策中的作用，就会使人认为他并不具有那么大的政治力量，因为这种提法冲淡了，而不是加强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力量。
    随着勃兰特、尼克松在政治上的消逝，报刊上暗示过的苏联批评缓和政策的人们，原先就抱有的关于把个人接触作为外交政策基础是否明智的怀疑，变得更加强烈了。已经看出，勃列日涅夫早先作出的关于美元、外资和美国先进技术大量涌入的诺言——这是他向他的某些持怀疑态度的同事兜售、或者说过分兜售缓和的基础——得不到兑现。勃列日涅夫关于犹太人移居问题的保证，在他的某些同事，例如波德戈尔内，暗示了对他的作法不满的情况下，被取消了。波德戈尔内在去年早些时候就在勃列日涅夫的某些经济政策方面同他有过争论。缓和及其批评者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巨大的胜利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以及苏美双方就限制战略核武器的数目所达成的协议。但是，当美国的批评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协议的人所表示的疑虑使得基辛格出来争辩说，克里姆林宫已经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其国内的批评者一向所批评的是些什么东西，便公开暴露出来了。在莫斯科的强硬派看来，勃列日涅夫的缓和的“成就”是以反复作出让步的代价买来的——在美国轰炸河内以后在莫斯科接待了尼克松，这是让步的开始，在中东未能有效地向基辛格提出挑战，这是最近作出的让步。莫斯科的强硬派将会问，勃列日涅夫是不是继续主管外交政策的最合适的人物。
    现在从苏联报刊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辩论，在这一辩论中，强硬派看来是在强调存在着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抬头并挑起战争的危险——这意味着苏联需要扩军，而不是裁军。某些文章暗示应当利用西方的虚弱，另外一些文章则极力主张要同西方的那些理解并承认“军事和经济领域”力量对比的变化的人们一起继续推行“协议和妥协”的政策。它们认为，西方的危机、通货膨胀和能源问题是在为推行协议和妥协的政策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看法大概是出于这样一种理由，即西方现在可能更愿意执行这一政策，而西方的那些问题并不能成为应当加以利用而使西方处于不利地位的理由。无疑，莫斯科还有一些人主张这两种作法兼而有之，所有这三派之间的辩论，是克里姆林宫关于彼此互有联系的缓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象改组经济这样一些对内政策问题的更为广泛的辩论的一部分。
    朦胧出现在前面的新问题，苏联各民族当中日益增长的、分裂性的民族主义力量，人民想改善物质生活和得到较多自由的要求，所有这一切给勃列日涅夫的继承者带来的困难，会大于勃列日涅夫本人不得不尽力设法解决的那些问题所带来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