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访华文章：《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续完） [复制链接]

    中国能够在农业产量方面，保持几乎连续十二年的不断增长。一九七二年的产量，比一九七一年的二亿五千万吨产量顶峰，下跌了百分之四；但是去年产量不仅补足而且超过了这个数额，创下了新纪录。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取得的成就是更令人惊奇的。对贫穷的农业经济来说，连年干旱就是饥荒，这是传统的规律，但是，在这里，虽然发生了严重、广泛的干旱，农作物不仅得到保存，收成甚至增加了。
    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都在这块曾被称为“饥荒之地”上取得了。饥荒的痛苦铭记人们心中，因而青年人绝不允许忘记过去：通常的最坏的食物都吃光了，人们只好吃树叶、草，甚至树皮；变卖所有家当（包括妻子儿女）；最后，便是逃荒、行乞，或者是抢劫；那些已注定要死亡的人对那些已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仁慈的处死；食人肉充饥风行；最后死亡人数以十万计，甚至以百万计。
    如此深刻程度的饥荒，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已经治愈了，首先由平均分配（在一九五○年代后期的凶年，中国有很多人吃不饱，但无人饿死）；其次由于生产增加。
    中国人跳出这个苦难深渊，主要是由于他们牢牢确信世界上没有粮食问题，有的只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人类如何组织它的社会，亦即是组织它的经济。
    在中国的第一步就是平分土地。这也是使农民信任革命的承诺的必须走的一步。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真正胜利，就是他们引进了农业合作化，而当时农民们对合作化的根本概念，几乎完全是陌生的。
    毛泽东理解农民、相信农民，相信他们总会认识到他们的真正利益，因而对合作化道路所给予的机会就会作出响应。
    一九五○年代之后，中国已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轻工业直接为农业服务。在人民公社广泛发展轻工业，吸收公社的劳动力，同时减轻田间工作的负担。重工业虽然是重要环节，但是位居第三。
    保持整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制度向前进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由于构成中国更大的社会的无数个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一条最基本教导就是：生产中的每前进一步，都应该在农民收入的改善上反映出来。
    这样，就是以直接的物质鼓励为动力一一“从各尽所能到按劳取酬”。不过，并非仅仅如此。中国人已开始谈论到他们发展农业的手段是“一场人民战争”。这句话是有提示性的。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指出，人类需要相等于作战的一种精神，看来中国人可能已经在他们对社会承担的义务中找到了这种精神。他们主张人类有克服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的优势。
    中国的方法切合到什么程度了呢？当然，无可怀疑的是，对于全世界农民群众来说，中国的农村可能象是千年来的梦想境地。中国人的经验指出，农民依恋他们的土地是环境使然，农民关心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生活。一旦他们相信这是前进的道路，他们便愿意合作。
    “合作化”的成功，将有希望解决农业的矛盾，使那些传统地同小块农田相联系的精耕细作经营的农田，发展成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
    这艘借以逃避日益高涨的饥馑恶浪的社会救生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方舟——假如就是对世界农业国家的回答，那么，搭上这艘船的跳板在哪里呢？
    中国农村的发展，没有一样不是一九五○年代印度社会发展计划所能预见的。但是在印度信用贷款和技术的利益，就好象滴在沙土上的雨水，全部被地主和富农吞没了。如果增加生产的障碍不在于无知，而是受到传统的农村特权阶级势力有目的地抵抗或者独占这些利益，那么，即使对增产的研究或者设立许多农业机构，都是通不过这些障碍的。
    中国人首先是摧毁并夷平了这座社会权势的金字塔，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筑起他们的新社会。在中国人所走的道路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道路，但是迄今还没有发现。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