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时代》周刊特派记者访苏通讯：《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 [复制链接]

    【本刊讯】意大利《时代》周刊七月六日登载该刊特派记者利维奥·卡普托访苏通讯，题为《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摘要如下：
    很明显，今天美苏关系比六十年代亲切得多了，即使某些冲突要长期存在下去。有人问我们：美苏缓和对苏联社会的演变有影响吗？影响到什么程度？这些年来，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和贸易影响到什么程度？在俄国是否正在出现一个与斯大林时代不同的、对西方更加开放的、同我们的社会更加相似的社会呢？俄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是怎样生活的呢？
    在苏联领导阶级中一向就有追求“舒适生活”的嗜好。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勃列日涅夫的母亲是乌克兰的一个聪明的农民。一天她去看望儿子。她儿子得意忘形地领她看自己宽敞的房间、乡下的别墅和所搜集的各种外国汽车，最后又领她去看看自己黑海之滨的别墅。这位老人越看越惊愕，不断地摇头。最后她终于对勃列日涅夫说：“孩子，我很高兴你为自己安排得这样好。但是，请告诉我：你不害怕红军回来吗？”
    构成这个特权阶层的，除了党的领导阶层及其家属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演员、知识分子、正统的艺术家和一小撮科学家。但是，几年来在大城市中还有一种新兴的中等阶级，他们的收入比工人要高十倍到十五倍。他们在购买汽车和分配住房方面都有优先权。他们在苏联社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中间有体育冠军、医生、工程师、特别是年轻技术人员，他们在政府机关里和各种工业部门中，不论政治情况如何，都在飞黄腾达。一个驻莫斯科的同事对我说：“每当签订一项新的国际合作协定，这些人物就走出几个，作为主角，出席签字仪式。他们说着流利的英语，穿着西方裁剪的服装，带着宽大的领带。这些领带看上去象是最近在巴黎或者法兰克福旅行时买的。如果他们路过（美国的）麦迪逊，谁也不会认出他们是苏联官员。参加仪式以后，他们又回到自己办公室。我们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但是，有时又在特设的商店里看见这种人，或者是在一个最新的夜总会里看见这种人。
    由于高薪阶层收入逐步增加，俄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有的是钱，他们花钱是毫不踌躇的。青年人特别讲究穿着。他们还没有家庭负担，所以可以更加自由地支配自己的钱。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兴旺的西方商品黑市。黑市上价钱简直高得难以想象：一条美式裤子八万里拉，一双意大利鞋七万里拉。一个姑娘对我说：“我用了全部工资才买了一件同电影中索菲亚·罗兰穿的一样的睡衣。”
    由于对外国消费品需求日益增长，使得非法交易广泛地进行着，越来越多的国外旅游者参与了这种交易。这种交易的首要人物是运动员和艺术家。运动员享有一种海关豁免权，特别是在得胜荣归的时候；艺术家在出国的时候，总是有办法弄到更多的非法的钱。许多苏联公民生活水平所以能够大大超过应得收入，就是由于走私而得来的利益。
    对居住在莫斯科的西方人来说，今天更易于邀请一位苏联公民到自己家里。然而事后俄国人很少回邀，未经特别允许，接待外国人要受到警察怀疑。常到西方人住地的只有少数画家和雕塑家。他们找不到地方市场出售自己的作品，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作品卖给外交官或者路过的外国商人。
    这类商人有美国人、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日本人。他们的人数不断迅速地增加。他们的到来就让人们知道了，即使当局至今不让他们知道代表处，并尽可能使他们躲在外国人住的旅馆里。在他们周围就出现了一批毫无顾忌的中间商、高级妓女和刁钻的汽车司机。随着勃列日涅夫的加强对外贸易政策推行，技术人员和比较年轻的官员越来越多。由于他们常在外国开了眼界，于是充当了我们的好的或坏的思想的传播者。这种思想就在这里发芽生长。
    只要在莫斯科稍微转转就能看到许多稀奇古怪的现象：从谢列梅捷沃机场到市内的马路上外国公司的广告牌林立；在一张长凳上坐着一个青年，红头发很长，象从美国伯克利来的；在莫斯科一个卫星城的咖啡馆里有一个业余乐队在演奏流浪者小调；在列宁图书馆门前，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疯狂地接着吻。
    从这一切将会出现什么，还很难说。但是，有一件事好象是确定的：尽管苏联政权内的保守派作了努力，但苏联社会仍处在变动之中。有人认为，这种变动已经具有一种明确的方向。一个同外国人结婚的漂亮的俄国姑娘对我说：“这个政权幻想把锅盖盖住，压制知识界不同政见，实际上，在风俗方面正在发生的事对未来说更加重要，感谢老天，我现在总算摆脱了当局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