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刘易斯文章：《中国这个默不作声的伙伴》 [复制链接]

    【本刊讯】《纽约时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刊登约翰·威尔逊·刘易斯写的一篇题为《中国这个默不作声的伙伴》的文章，全文如下：
    （原编者注：刘易斯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教授）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核国家的地位对超级大国的估计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正在成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一个默不作声的伙伴。
    由于苏联——和美国——同意一九七二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这就增加了中国的每一枚进攻性导弹的“价值”。由于中国的弹头击中不设防目标的可能性有了增加，这就在颇大的程度上增加了这些导弹的威慑作用。苏联在签订条约之前曾认真注意到事情将会是这样。冒这种风险是因为第一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的协定中有例外条款，而且如果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就可能使北京得到好处。
    因此，早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一阶段，中国就开始影响战略武器谈判的前途了。这种结果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国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莫斯科，最近同我讨论过这件事情的专家认为，目前一轮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仍然可以在没有“中国问题”的严重干扰的情况下结束。在苏联首都，人们对我说：“时间还允许大量减少核运载工具。可能会达成一个协定，规定分阶段地减少运载工具，也许是比方说在三年之内减少百分之三十。”
    俄国人表示，这样可以有助于促使中国人参加国际控制军备的讨论。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可能提供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机会，来使有关中国的这些考虑可能同苏联的战略要求和大量减少导弹的做法一致。大量减少运载工具的前景，可能使中国重新考虑它长期反对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的协定那样的军备控制协定，因为这样将比任何可以设想的中国力量的增长更能够改变力量对比。可是，中国容易受到把它解除武装的第一次打击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单是由于这个原因，北京大概会对军备谈判谨慎行事。因为控制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可能性正在迅速消失，减少运载工具可能是第二轮会谈中达成有意义的协定的唯一希望。如果不是这样，不但第一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成就会受到损害，中国也会感到不得不加速它的武器部署。
    莫斯科可能过分强调对中国的担心，以加强它的讨价还价地位，不论它实际上对中国的能力和意图作怎样的估计。为了改变会谈的步调和方向，苏联可能制造担心会谈陷入僵局的恐惧心理，即由于苏联一心想到中国而在将来使会谈陷于瘫痪这样一种威胁。这是可能的，但是莫斯科遵守使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进展的诺言大概将占主导地位。一旦中国问题表面化，它的突出地位将是实在的，而不是策略上的考虑造成的。
    第三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不可避免地将同中国的核计划有更密切的关系。鉴于这项计划的明显的方针，中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所占的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不会因中苏国家关系的改进而改变。政策可以突然改变，但是基本的军事事实将不变：中国的导弹可以袭击苏联的腹地。
    目前，看来俄国人对中国核力量增强的威胁感到不安的程度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一两年前，一九六九年边境冲突在他们的心理上引起的震动仍未消失。据他们自己说，事实证明中国的边境部队是比预料的要厉害得多的对手。在这以后，由于苏联把大量军队调到西伯利亚和蒙古，中国内部发生政治变化，同美国签订了协定，再加上时间的转移，苏联几乎是普遍地一心想到大概要同中国摊牌的局面缓和下来了。同样重要的是，由于紧张关系局部地得到缓和，因而对俄国关于北京战略意图的估计可以进行最起码的辩论。一旦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领导人大概不会下令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袭击，北京便加紧执行它的导弹计划，并且开始尽量利用成为一个核国家的政治利益。周恩来总理使中国发动了外交攻势。
    可是迄今为止周的政策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有赖于一些条件，这就是苏联的克制态度和苏美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的基本意见分歧，现在这些条件可能正在消失。中国在对军备协定一味抱敌对态度的气氛下部署核力量可能成为引起中国所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的原因之一，这种局面就是：美国和苏联通过部署多弹头导弹而大大增强力量，对中国的安全的威胁增加。因此，周恩来的政策的前提可能大为削弱。因而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但对美国和苏联来说是这样，对中国来说也是这样。这位默不作声的伙伴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它手上的牌。